第一章 1949年至1976年的**思想
这一章是1987年出版的《剑桥中国史》第14卷中有关1949年前的**思想一章的续篇，对1949年后**思想的研究由于许多决定性的文章无法得到而长期没有进展。那些在中国发表的文章通常都经过大量的修改以致很难从中追溯其最初的说法。虽然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大量以前未发表的文件被广泛传播，但直至今天，尚没有一个中文原版的1949年后**著作的综合版本能与在日本发行的、20卷本的**早期著作的汇编相匹敌。（有关这个由竹内实指导编写的1949年以前**著作汇编的详情，请参看第13卷中截至1949年关于**思想的文献。）
由官方在1977年出版的包括1949—1957年间著作的《**选集》第五卷，（同时有英译本）是经过多方筛选的。现在已经因在编写过程中受极左思潮影响而停止发售。1980年，**中央委员会下设的一个机构——中央文献研究室奉命出版几本专题资料汇编，包括书信和一些在报刊上发表过的文章。但直到1987年，被认为非常完整的按年代顺序编写的第一卷才开始有限地发行（参看《建国以来**文稿》第一卷，1949年9月—1950年12月）。这卷覆盖时间仅包括一年零一个季度却长达784页的文稿足以向人们显示要完成截至1976年的文稿的编辑工作将需要多么大的劳动量，花费多么长的时间。
同时，德国、美国、日本的学者们为了分别用德文、英文、中文编辑出版**的著作，在毛去世不久便开始搜集有关的材料。最初的一批人在赫尔穆特·马丁的领导下，用了几年的时间成功地完成了这项工作（参看原文《**》）。然而，他们的高效率却得到了相反的酬劳。当他们的最后一辑将要出版时，一大批新材料如洪水般涌来。这一方面由于上面提到的中国官方的活动，另一方面由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红卫兵”编辑物在海外更加广泛的传播。在这种新形势下，德国的版本虽然仍旧有用（特别是因为它包括许多中文原文作为附录），但却已显得过时而无法令人满意。
相反，由竹内实和中村公义带领的一批日本学者却决定放弃继续编写1949年10月以后中文**著作汇编的努力。因为所有关键的手稿和文件都在**权威机构的控制下，要与之竞争是毫无希望的。（当然，这时的情况与《**集》中所涉及的时代已大不相同。那时，毛的许多文章在写出后便立刻发表了，因此可以在许多图书馆里找到。）
美国的一批学者，在高英茂的指导下，努力尝试在这两个极端中找出一条中间路线。他们编辑的文稿第一卷（包括截至1955年的文章）目前已经问世。[参看《**文稿（1949—1976）》，由迈克尔·高英茂和约翰·K·龙（音）编写，第1卷，1949年9月—1955年12月）]他们正在努力翻译所有新出版的中文材料，把它们收进这套汇编中，或者收入按年代编辑的部分，或者收入一个最后的增补本中。
但是，就目前来看，有关这方面的资料无论是中文的还是外文的，都不够完整和实用，而在近期内出现令人满意的版本的希望也很微小，在大多数情况下，那些对**的思想有兴趣的人不得不依靠不同的专家和机构根据他们自己的观点所做出的选择。
大量十分有用的、但不是最好的红卫兵材料的译文由联合出版物研究署在1974年以《**思想杂录》的书名出版，共两卷。最近出版的一个重要文集，收集了20余篇新近得到的非官方资料，书名为《**的秘密讲话》（1989），由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蒂莫西·奇克和尤金·吴编辑。一卷的**于1956年—1971年的谈话和信件的书在1974年用英文出版，书名为《**的讲话和信件》（美国版名为《**同人民的谈话》），由S.R.施拉姆编辑。还可参看杰罗姆·陈编辑的《**的文章与目录》（1970）和由莫斯·罗伯茨翻译的**的《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的论点汇编》（1977）。
在西方人对毛的思想的阐释中，由约翰·布赖恩·斯塔尔所著的《继续革命：毛的政治思想》（1979）是一部概述。它具有把毛从1920年到1970年所写的一切都看作一个整体的倾向。它用这样一种方法来分析毛的思想，认为毛的整个生活和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顶点。弗雷德里克·E.韦克曼在他的《历史与意愿》一书中同样把“五四”时期**的思想与其后期思想相联系，但不像前书那样过于简单化和不加鉴别。在早期的一些著作中，阿瑟特·科恩所著的《**的**》（1971〔1964〕）强调了**的思想中的斯大林主义根源。詹姆斯·熊（音）的《思想与实践》则强调了毛的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关系。虽然他把**的思想作为知识分子活动的独特的中国模式这一点与西方通用的系统教义大相庭径，并因此引起争议，但他的研究从总体上来说无疑是有关这个题目的最富积极意义的工作之一。这可参看S.施拉姆编写的《**的政治思想》（1969年修订本）。另外，在迪克·威尔逊所著的《在历史天平上的**》（1977）一书中可以看到对**在各方面的贡献所进行的一系列虽不太成熟、但却是有益的评价。
在最近出版的关于1949年以后**思想的著作中，有两本文集或许是最值得注意的，一本是莫里斯·迈斯纳所著的《马克思主义、毛主义和乌托邦思想》（1982），书中提出这样的观点：虽然毛倡导的社会目标是禀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但他为达到这个目标所使用的手段却不是。迈斯纳认为毛在大跃进，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思想和行动有着深刻的、积极的历史影响。今天，没有多少中国人会同意这个观点，但迈斯纳花费了大量精力来进行论证。另外一本是邹谠所著的《文化大革命和毛以后的改革》（1988），书中进行了更客观、更审慎和深刻的分析，其中大半涉及毛晚年的理论和政策。
许多有关毛的思想的最有趣和最新颖的著作目前出现在中国国内，那里原文的准确程度和学术独立性都有了很大改善。官方对**历史地位的评价包括在1981年6月27日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中。当然，其中某些方面涉及毛的思想。但是，要使中国学者在几年的时间里脱离过去的框架是不容易的。不过这些束缚还是不断遇到挑战或被给以非常灵活的解释。这种灵活性在《**思想研究》杂志的文章中很少看到。该杂志在成都出版，处于杨超的影响之下。杨是毛在延安的哲学学习小组的活跃分子，也是该小组成员中目前尚健在的唯一一人。另外一些不太正统的解释也在公开发行的文章中出现，如在由苏绍智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杨超的《唯物辩证法的若干理论问题》（1982），最初名为《论**哲学体系》（1978）几乎发表于毛在世的年代。像由萧延中编写、由李锐撰写序言的《晚年**：关于理论与实践的研究》这一类的著作，是决不可能在毛在世时出版的。在内部还发表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分析文章，如在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刊物《文献和研究》上以及其他内部刊物上等。确实，前面所提到的有关毛晚年的文章，其资料很多来源于这些内部刊物。
第二章 危机时期中国的状况
事实上，像任何一个其他城市机构一样，中国官方的出版事业也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受到严重破坏，几乎没有什么新书出版，实际上，所有专业性杂志都停刊了。甚至党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也有几个月暂停出版。国家的宣传机器的确仍在运转——主要有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北京周报》这些刊物和宣传机构进行了大量论战性和言过其实的宣传，这些思想贫乏的文章的绝大部分都被美国驻香港的总领事馆译成了英文并发表在他们的三份杂志上，这三份杂志是：《中国大陆报刊概览》、《中国大陆杂志选》和《当代背景材料》。此外，美国和英国政府都设有机构不断监听和翻译中国国家和各省的电台广播，并把结果记录在外国广播信息处的《动态》和《世界广播概要》上。
中国的中央当局试图通过发布一系列中央指示和传播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来维持文化大革命中的社会秩序，大部分这种指示和讲话都通过内部渠道传达，但是有许多被红卫兵组织公布出来，然后被外国研究机构搜集在一起。其中有用的纲领性文件有《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集（1966—1967）》、“有关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文件集”、“外传的**领导人1966年7—10月的讲话和言论”。在这个时期**发表的最重要的讲话可以在以下著作中找到：由杰罗姆·陈编的《**的文章与目录》、《**思想杂录（1949—1968）》，由S.施拉姆编写的《**同人民的谈话（1956—1971）》。这些资料都被约翰·布赖恩·斯塔尔和南希·安妮·戴尔按目录分类并编制了索引收进《解放后**的著作：目录和索引》中。由迈克尔·高英茂编辑的《**事件：权力政治和军事政变》一书包括一个类似的**讲话选集。
非官方出版的过多的报纸、杂志弥补了官方出版物的缺乏。它们都是由各种不同政治倾向的红卫兵组织出版的。这些出版物包括对中央及各省领导的极富煽动性的谴责；对1949年以来的主要政策批判性的评论；文化大革命的年表以及对在不同的单位和机构中派性斗争的感情激动的叙述。某些红卫兵出版物还包括一些文化大革命主要受害者的自我批判。当然，红卫兵传播媒介的准确程度是十分值得怀疑的，但如果使用谨慎，它们仍然是一种无法估量的研究工具。
由于从表面上看，在中国国内保存的红卫兵出版物数量很少，因此，有兴趣的学者必须依靠在中国以外保存的资料集。在华盛顿的中国研究资料中心收集了八批红卫兵资料，用微缩胶卷和照相复制本分发给各个对此有兴趣的图书馆。许多这些出版物被依次译出并刊登在《中国大陆杂志选》和《当代背景材料》中。对这些红卫兵出版物的最好的文献指南是李翔云编辑的《红卫兵出版物研究指南（1966—1969）》。此外，联合研究所和密执安大学都出版了他们自己所拥有的红卫兵资料的目录：《联合研究所所藏红卫兵出版物目录》及由汤逎文和马惟一编辑的《有关红卫兵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原始资料》。
自从**去世、“四人帮”覆灭、华国锋去职以后，人们试图对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及结果作一次广泛的评价。作为这种努力的一部分，在中国又出现了关于文化大革命出版物的第二次**。在这些新出现的资料中，有对“四人帮”和**的支持者进行审判的记录：《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审判——对****反革命集团的审判（1980年9月—1981年1月）》。同样重要的有对文化大革命的描述和评价，包括在官方发表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
该历史决议的起草和颁布为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详细材料的出版提供了机会，如：全国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和纪念中国**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秘书处编辑的《党史会议报告集》；**党史研究会编写的《学习历史决议专集》和孙敦璠等编写的《中国**历史讲义》。
1976年以来，一批回忆录和个人传记相继问世。其中有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有趣的资料和特殊的细节。陈再道的“武汉‘七·二○’事件始末”详细叙述了他在1967年7月武汉事件中的经历。中国最高级的军事将领之一聂荣臻的回忆录在1983—1984年出版，也揭示了许多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由邓小平的女儿毛毛撰写的“在江西的日子里”讲述了她父亲在1967至1973年间受管制和在国内流放的情况。一本对周恩来进行广泛赞扬的《周恩来传略》由方钜成和姜桂侬撰写。对康生进行了深刻批判性研究的是仲侃撰写的《康生评传》。
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伤痕文学”对中国知识分子看待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方式提供了一定的理解依据，一些故事集披露出运动对个人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包括陈若曦的《尹县长的处死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其他故事》；佩里·林克编的《顽固的毒草》和《玫瑰与刺：中国小说的第二次百花齐放（1979—1980）》；海伦· F.绥和泽尔达·斯特恩编写的《毛的收获：中国新一代的呼声》。
对所谓“**”运动的抗议文学作品以及其他近期所写的分析文章，都对当代知识分子如何解释和评价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过程和结果提供了思路。王希哲的“**和文化大革命”一文对该次运动进行了最无情的谴责，其程度远远超出了官方的解释。由更年轻的知识分子撰写的一本有趣的文选于1986年春天在纽约出版，书名是《知识分子》。
在中国之外，文化大革命曾经是一系列的次生文学的题目，这些作品有很多被詹姆斯·C.F.王（音）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书目注释》一书中所引用。最早的著作由西方记者和政府官员所写，很多成书于香港。虽然这些著作不具备事后认识和观察的便利条件，但它们大部分最能代表中国观察家的思想。其中特别有价值的是两份香港的时事通讯：《中国新闻分析》，由L.莱德尼神父编撰；《中国新闻概览》，由英国政府出版。更为详细的、相对来讲更全面的当代的评述有罗伯特·S.埃勒根特所著的《毛的大革命》；斯坦利·卡诺的《毛与中国：从革命到革命》和爱德华·E.赖斯的《毛的道路》。具有同样价值的还有由美国政府的一位分析家菲利普·布里奇姆所编辑、收在《中国季刊》的系列文章：“毛的文化大革命：起源和发展”，“毛的文化大革命：夺权斗争”和“毛的文化大革命：巩固权力的斗争”。
所有关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政治史都包括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评论，其中最好的是帕里斯·H.张的《中国的权力和政策》（第二次编辑）；于尔根·多姆斯的《中国国内政治（1949—1972）》；雅克·吉勒马的《执政的中国**（1949—1976）》和莫里斯·迈斯纳的《毛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有趣的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入的学术性研究尚付缺如。例外的是琼·多比尔著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史》，该书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按照毛主义的观点来写的。此外还有更客观一些的，由李翔云（音）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个案研究》以及安炳炯的《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大革命：政治进程动力学》。虽然该书主要是关于60年代早期的情况的，但也包括对文化大革命前几个月的详细评述。
要全面了解文化大革命，只有通过对该运动在某些具体的地方和单位开展的方式进行考察，对文化大革命在一些主要省市展开时的典型事例进行研究。这方面的成果有：维克多·福肯汉的“广西、云南和福建的文化大革命”；加德尔·福尔塔多的“黑龙江和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1966—1968）”；尼尔·亨特的《上海日记》；保罗·海尔和威廉·希顿的“内蒙古的文化大革命”；维克多·倪的“革命和官僚政治：文化大革命在上海”、《各省的文化大革命》及安德鲁·G.沃尔德的《张春桥和上海“一月风暴”》。
对在特殊的基层单位开展的文化大革命活动的比较分析研究有：马克·J.布里奇和戈登·怀特所著的《当代中国的微型政治》；威廉·欣顿的《百日战争》；戴维·密尔顿和南希·戴尔·密尔顿所著的《风不会减弱》以及维克多·倪的《北京大学的文化大革命》。
另一种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是考察积极投身于这个运动中的个人。令人感兴趣的是，虽然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章通常也是毛传记的结尾，但却只有很少的著作把视点集中于毛在该运动中的作用上，更多的则是对其他领导人的描述。如对周恩来，可参见鲁宾逊编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一书中由托马斯·W.鲁宾逊撰写的文章“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关于**，可看洛厄尔·迪特默的《**与中国文化革命》；有关文化革命人物**的最著名的两篇传记是罗克珊·威特克的《**同志》和罗斯·特里尔的《白骨精》。此外，几部关于当年的红卫兵的回忆录也已出版，包括戈登·A.贝内特和罗纳德·N.蒙塔珀图的《红卫兵》；高原的《生来红：文化革命记事》；梁恒和朱迪思·夏皮罗的《文革之子》以及肯林的《上天的报应：一个中国年轻人的日记》。
在文化大革命中卷入最深的三个社会集团是被当作运动目标的党和国家的干部，作为打击武器的红卫兵和主要的直接受益者人民解放军。对国家官员试图在红卫兵的扫荡中逃生的描述与分析可看帕里斯·H.张的“省级党的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生存策略”和理查德·鲍姆的“困难条件下的精英行为”。关于文化大革命对党政中枢构成的影响有以下文章和著作：理查德·K.迪奥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经济界精英的影响”；唐纳德·W.克莱恩的“国务院和文化大革命”；查尔斯·纽豪瑟尔的“文化大革命对**机器的影响”和弗雷德里克·C.泰维斯的《中国的省的领导层：文化大革命及其后果》。关于**九大所做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变动的分析可看唐纳德·W.克莱因和洛伊斯·B.黑格的“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和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的“**领导层的变化”。
关于对红卫兵运动及致力于领导这个运动的激进的知识分子的研究，下列著作是比较值得注意的：安妮塔·詹的“中国社会结构的反映”；帕里斯·H.张的《中国文化革命中的激进分子和激进思想》；克劳斯·梅内尔特的《北京和国内外的新左派》；斯坦利·罗森的《红卫兵的派性与广州的文化大革命》；马丁·辛格的《受过教育的青年与文化大革命》。托马斯·P.伯恩斯坦的《上山下乡》描述了当年的红卫兵在1968年运动结束后被送往农村地区的情况。
有关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文化革命中的作用的研究有以下著作：钱玉生（音）的《衰退的中国革命》；于尔根·多姆斯的“文化大革命与军队”和“军队在革命委员会成立中的作用（1967—1968）”；哈维·W·内尔森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军事力量”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军队官僚”。
其他社会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受影响较小，如关于农民的可看理查德·鲍姆的“农村的文化大革命”，关于知识分子的可看默尔·戈德曼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及安妮·F.瑟斯顿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看不见的创伤”。
最后，还有一大批对文化大革命进行阐释的文学作品，它们考察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评价它的结果，从更加客观的理论和历史的视角来确定它的地位。一般来讲，在毛去世和“四人帮”覆灭之前所撰写的著作对文化大革命有更多的同情，自那之后的著作则更具批判性。理查德·鲍姆和路易斯·B.贝内特编写的《中国在骚动：文化大革命透视》就是一个实际的例子。其他值得注意的阐释性文章有安炳炯的“文化大革命和中国对政治秩序的寻求”；约翰·伊斯雷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的连续性与不连续性”；罗伯特·杰伊·利夫顿的《革命的不朽》；莫里斯·迈斯纳的文章“列宁主义和毛主义”；S.施拉姆的“从历史角度看文化大革命”；理查德·所罗门的《毛的革命和中国的政治文化》以及邹谠的文章“文化大革命与中国的政治制度”。约翰·刘易斯的《中国的党的领导和革命权力》一书中的三篇文章同样很有价值，它们是：伦纳德·夏皮罗与约翰·威尔逊·刘易斯的“在极权主义领袖之下坚如磐石的党的作用”；许华茨的“在美德统治下”以及S.施拉姆的“中国**思想意识中的党”。
第三章 中苏对抗
除了正式的（经常是宣传性的）官方声明，从当时北京制定外交政策的两个机构外交部和中国**得到的原始资料十分有限，因此，除红卫兵的材料之外，专家们只能主要依据讲话、官方报纸的评论、政府出版物透露的消息、宣传小册子以及对电台广播的监听——所有这些都必须谨慎使用，因为首先，不同文字间的分析技术不够完善，其次，在这一章的事例中使用的是非中文材料，大部分是英文和俄文的一手或二手资料。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以后，中文材料取消了限制，诸如回忆录、可靠的中国方面的分析资料及内部材料等仍见得不太多。但愿这种状况在不久的将来会改变。
关于中国外交政策的著作需要使用所有可能的资料并附加一些辅助材料，即：在中国文件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导论，再结合以外部来源的资料。人们必须在各种各样的资料中寻求逻辑上的一致性。由于在这一章的事例中大部分材料都不是中文而是俄文的，很多重要时期的材料在事件发生后不久便得到了，因此审慎地筛选和压缩将会得出比较满意，有时是决定性的结果。
红卫兵的材料目前全被图书馆控制着。参见中国研究资料中心出版的《红卫兵出版物》（23卷并8篇附录），美国主要的大学研究图书馆都有大量中国资料集刊（伯克利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密执安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它们都有自己的目录索引，国会图书馆也是如此。
除此之外，人们还必须借助正式的中国官方出版物，如《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北京周报》、《世界知识》、《红旗》杂志，然而，目前最重要的资料来源是美国政府出的译文集《中国动态》，由国外广播信息处出版。（总的来说，英国刊物《世界广播概览：远东》并不能与《动态》完全重叠，两种刊物需相互补充。）没有《动态》，撰写有关中国外交政策的著作均会感到相当的不便并留下很多空白。当然，也还需其他美国政府的译文集作为补充。如：《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译文集》（根据题目附有不同的小标题），由联合出版物研究署出版。《中国大陆报刊概览》及与此相关的较次要的资料集，由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一直出版到1977年9月30日。苏联的资料与中国官方资料一样有其局限性。这包括俄国的《真理报》、《消息报》和塔斯社。对苏联资料来源的必不可少的参照是外国广播信息处的《苏联动态》和《当代苏联报刊文摘》。
有一些中国文件集包括中国对外政策以及中苏关系方面的主要公报和声明。它们是：哈罗德·欣顿编的5卷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1979）》；（还有两卷增补本《中华人民共和国（1929—1984）》）。约翰·吉廷斯编的《中苏争论概观》以及詹姆斯·T.迈尔斯编的2卷本的《中国政治：文件和分析》。令人遗憾的是，权威的《现代中国社会》（由施坚雅主持编写）却未收进中国外交政策的条目。
一些中文的研究著作、回忆录和有关外交政策方面的文集在1980年开始出现。这包括高皋和严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66—1976）》；郑德荣等编的《新中国记事（1949—1984）》、《中国**历史讲义》、《当代中国外交》；郝梦笔和段浩然编的《中国**六十年》。
一些英文杂志对研究中国外交政策也是十分有用的，特别是不可或缺的《中国季刊》，它有一个季度年表和文件表，按照国家和专题对中国的外交关系进行观察。同样有参考价值的还有《问题与研究》（台北）、《亚洲概览》、《**问题》、《远东经济评论》、《时事》（香港，1961—1972年）、《当代中国》（1974—1979年）、《中国大陆评论》（香港，1965—1967年）、《太平洋事务》和《中国新闻概要》。非常有用的还有韩国杂志《中苏关系》，它有一部分内容是英文的。还有两份台湾杂志经常包括一些在其他地方无法得到的信息，但使用时必须谨慎。它们是《大陆中国内幕》和《**研究》。最重要的俄文杂志是《远东问题》，它主要研究中国问题。其他有关的俄文杂志有《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人》和《国际事务》。还可参看内部年鉴《中国的国家和社会》，该年鉴资料由莫斯科东方研究所的中国科编写，其中经常包括一些关于苏联对中国政策的洞察与分析。
有关中国外交政策的文献为数不算多。一些特殊题目的原始资料只有在国会图书馆的计算机复制服务处能够得到。但必须注意在关键词句上不要探究和解释得过宽或过窄。托马斯·W.鲁宾逊有一部未发表的著作《中国对外关系文献目录（1949—1975）》，它有3637个条目；并有作者和题目的双重索引。另外还有杰西卡·S.布朗等编的《中苏冲突：历史文献目录》。更近期的英文著述资料有《外交事务》，著作有《近期国际关系丛书》，系列文章有《政治学ABC》和《有关中国问题的博士论文》。《亚洲研究杂志》确实在它的年鉴文献中编列了中国外文政策的资料栏，但内容每年出入相当大。在苏联方面，《斯拉夫评论》出版了一个年鉴文献，但有着同样的局限。幸运的是，俄文材料的索引很完善。首先，有V.P.朱拉夫勒瓦的《中国文献》年鉴。它是由P.E.斯卡奇科夫编写的早期的一份同名的传统年鉴的补充（但那份年鉴至今仍未作为单独的一卷出版）。除此之外，还有《远东问题》杂志的评论专栏，《人民中国》年鉴、《亚非人民》杂志以及正式的俄文著作、文章和重要的报纸（《当代苏联报刊文摘》上附有《真理报》和《消息报》的英文索引）。
关于中苏关系的著作数量相当大，大多数是对基本政策的分析。下面所列的只是使用原始资料及分析质量很高的著作。遗憾的是，篇幅有限，因此只能容纳与本章所涉及的时期有关的著述，且对每个大的领域只能收入一部典型著作。
奥顿·安布罗兹的《世界权力的改组》；安泰顺（音）的《中苏领土争端》；鲍大可的《中国和东亚的大国》；罗伯特·博德曼的《英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1974）》；O.B.鲍里索夫和B.T.科洛斯科夫的《苏中关系（1940—1973）》； O·埃德蒙·克拉布的《中国和俄国的“重大比赛”》；丹尼斯·J.杜林的《中苏冲突中的领土要求》；赫伯特·J.埃利森编的《中苏冲突》；戴维·弗洛伊德的《毛反对赫鲁晓夫》；雷蒙德·L.加特霍夫编的《中苏军事关系》；哈里·格尔曼的《苏联在远东的军事集结和**冒险》；乔治·金斯伯格和卡尔·F.平克勒的《中苏领土争端（1949—1964）》；约翰·吉廷斯的《中苏争论概观》和《世界与中国（1922—1972）》；托马斯·M.戈特利布的《中国外交政策的不同的派系和战略三角关系的起源》；威廉·E.格里菲斯的《中苏关系（1964—1965）》和《中苏分裂》；梅尔文·格尔托和汪永木（音）的《处于威胁下的中国》；莫顿·H.霍尔珀林编的《中苏关系与军备控制》；哈罗德·欣顿的《熊在门口》及《三个半大国》；G.F.赫德森、理查德·洛温撒尔和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的《中苏争论》；C.G.雅各布森的《毛以来的中苏关系》；杰弗里·朱克斯的《苏联在亚洲》；基辛研究报告《中苏争端》；米哈伊尔·A.克洛奇科的《在红色中国的苏联科学家》；肯尼思·G.利伯撒尔的《70年代的中苏冲突》；阿尔弗雷德·D.洛的《中苏争端》；克劳斯·梅内尔特的《北京和莫斯科》；乔纳森·D.波拉克的《联盟政治的教训》、《80年代的中苏冲突》及《中苏敌对与中国安全之论争》；托马斯·W.鲁宾逊的《边界谈判和中美苏关系的前景》及《中苏边界争端》；哈里森·E.索尔兹伯里的《中俄战争》；格雷特津·安·桑德勒斯的文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眼中的苏联形象（1949—1979）》；哈里·施瓦茨的《沙皇、大臣和政委》；巴巴尼·森·格普塔的《70年代以后苏联同亚洲的关系》；理查德·H.所罗门等编的《苏联在远东的军事集结》、《核对峙与亚洲的安全》；罗伯特·G.萨特的《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的外交政策（1966—1977）》；罗杰·斯韦林根的《苏联和战后日本》；唐纳德·B.S.扎戈里亚的《中苏冲突（1956—1961）》；肯尼思·G.韦斯的《炮舰里产生的力量：中苏危机中的美国》；艾伦·S.惠廷的《中国威慑微积分学：印度和印度之那》；理查德·威奇的《中苏危机的政治》；迈克尔·B.亚胡达的《中国在世界事物中的作用》；唐纳德·S.扎戈里亚编的《苏联在东亚的政策》、《中苏冲突（1956—1961）》和《越南三角关系：莫斯科、北京和河内》。
虽然关于这个题目的俄文书籍经常是宣传性的，但也有几本杰出的分析性的作品问世。另外，一些关于中国其他方面的俄文材料表面上似乎与中国对外政策无关，实际上却包含着相当有用的资料。由于俄国人倾向于不直接说出其真正的兴趣所在，故下面所列著作虽从标题上看并不明显，但的确是与该题目相关的。
O.B.鲍里索夫的《中国70年代的对内对外政策》；O.B.鲍里索夫和B.T.科洛斯科夫合著的《1945—1970年的苏中关系梗概》；费德尔·勃拉茨基的《**：一幅意识形态和心理肖像》；L.P.德留辛的《毛主义的社会政治本质》；K.A.伊格洛夫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机构（1967—1981）》；V.G.吉尔布拉斯的《中国：危机在继续》；B.N.戈尔巴切夫的《中**队的社会和政治作用（1958—1969）》；L.M.古德什尼科夫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结构》、《中国：社会与国家》、《中国：寻求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中国：传统与现实》、《中国邻邦》、《中华人民共和国（1973—1979）》；L.S.丘扎基里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意识形态运动（1949—1966）》；M.I.马卡洛夫等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雷莎·米洛维茨卡娅和尤里·西姆尤诺夫合著的《苏中关系简史》；G.N.莫斯克的《中**队：毛主义者冒险政治的工具》、《危险的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人阶级发展中的问题和矛盾》、《苏联中国问题研究的题目》；A.M.鲁缅采夫的《“**思想”的来源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政策》、《外国对当代中国的研究》；S.L.齐赫文斯基的《中国的历史和现在》；O.弗拉迪米洛夫和V.伊亚赞切夫合著的《**：一幅政治肖像》及B.扎尼津、A.米洛诺夫和伊亚·米哈伊洛夫合著的《论中国的发展》。
第四章 毛的接班人问题和毛主义的终结
文化大革命以前，西方对中国政治的研究只是为了搞到资料。因为只有十分有限的中央报纸和杂志、数量很少的公开讲话以及个别流落到香港的难民可资询问。一些省内报纸的复印件被偷带到香港，省里的电台广播与北京的电台一样受到监听。即使这些简单的传递工具也仍然需要进行大量的释读和甚至更多的翻译工作，但它毕竟是一个容易掌握的资料基础。
在文化大革命中，这类资料被一大批新的和不同类型的材料所补充，它们大部分由那些搜查被罢黜的官员的红卫兵所披露。新材料中最重要的是迄今未发表的毛的讲话集，这类材料令人迷惑地使用同样的题目，最常见的是《**思想万岁！》它们的译本以不同形式出现，最著名的是S.施拉姆的《**的讲话和信件（1956—1971）》（美国版名是《**同人民的谈话》）；杰罗姆·陈的《**》及《**的文章与目录》；由联合出版物研究署出版的两卷本的《**思想杂录》以及有争议的《中国的法律和政府》（1.4，9.3，9.4，10.2，10.4，11.4）这些选集明显地被不同的机构收集到一起，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以后，许多新版本仍旧在中国不断出现。结果导致由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蒂莫西·奇克和尤金·吴编写的一套新译本《**的秘密讲话》的问世。一部1949年以后毛的著作全集正在由高英茂和约翰·K.龙（音）编辑并整理，该书名为《**文集（1949—1976）》，第1卷已经出版。但是，这些文集中的大部分材料涉及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时期，1966年之后的讲话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直到1968年夏天红卫兵上山下乡之后才解禁。
其他大部头的、由红卫兵出版的资料是报纸。这些刊物经常对当时及文化大革命前的中国事务进行倾向性极明显的评论。但它们已被李翔云精心整理后收进《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一书中。还有，这些材料只包括到1968年夏天这个时期，在那以后，虽然中国公开了关于**事件的内部文件，但资料来源明显地减少了。另外，70年代来中国的西方人增多，导致了一些目击者的报道。如罗杰·加赛德的《活跃起来！：毛之后的中国》，尽管书名如此，但仍包括从1976年1月开始的一些事件。
只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一大批关于1969—1976年的新材料才得以面世。它们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尽管官方对这个主题的研究有限制，但仍出现了一些综合性的评论，最可靠和最全面的是王年一的《（1949—1989年的中国）：大动乱的年代》。作者是国防大学的一名教授，显然掌握着一般人无法得到的材料。一部更早的非常可信的著作由政治学家高皋和严家其（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所长——原文如此——译者）撰写，书名为《“文化大革命”十年史》。该著作在出版前夕被查禁，最初的版本在香港发行，但最初的天津版的版本在西方也流传很广。作者感到只利用公开的材料局限性太大，但却又因其他材料使用不当造成一些错误而受到指摘。第二版显然接受了批评进行了修改。第一版的英译本在台湾出版。在一般的西方著作中，于尔根·多姆斯的《中国国内内政（1949—1972）》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把广泛地描写和对特殊事件的严密分析结合起来。《中国**和马克思主义（1921—1985）：一幅自画像》由香港时事通讯《中国新闻分析》的长期编辑在对中国进行了多年观察的基础上撰写而成。
还有一些中文的文章选集，涉及不同方面的问题、事件或文化大革命的经历。周明的《历史在这里沉思：1966—1976年纪实》共6卷。第一卷论及那十年中高级领导人的活动及其命运，包括一些幸存的亲属所写的文章，其中最著名的是**的孩子。第二卷涉及那段历史本身的一些事件，如1965年武汉的武斗、1967
更全面的中国**运动的历史材料现在已可以从各省的出版社得到，大部分是重复的，但在一些有趣的题目上作一番浏览还是值得的。这样你可以看到表面上在某处是很明显的一个事实，在其他地方都并非如此。例如：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中国**简史讲义》看来似乎是第一部这样的著作。它透露了1959年在庐山的工作会议和中央全会之间，还开了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会上彭德怀受到了批判。所有有关这个范围的著作都被当代的作者研究过，最全面的、有准确的资料以及会议参加者名单的著作是郝梦笔和段浩然编的《中国**六十年》，该书第二卷包括1949年以后的时期，同样非常有用的是稍后党的历史学家中的老前辈胡华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9—1981）》是在**成立60周年之际由**出版的文献，作为对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后年代的评价和总结。对于它的解释性的著作有**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以上两本书都是确定官方对重大事件态度的基本读物，与胡华的著作一样，后者在公开发行之前在西方也有内部版本流传。
另一类有价值的资料是编年史，它并不仅仅是简单的资料的重复，同时包括颇有用的主要会议和事件的概要。这些重要的材料包括：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的《中国**六十年大事简介》、《**党史大事年表》、《中国**历次重要会议集》；房维中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该书吸引的人远远超出经济学家的范围。
另一类作品致力于单个事件的描述，包括党代会、人代会等。这些会议都有官方出版的文献，如《中国**第十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关于**事件的文件从来都不是官方发表的，但是在西方也有汇编和译本，如高英茂编的《**事件》；另有一部中文的分析著作是于南的“周总理处置‘九·一三’**叛逃事件的一些情况”；由荷兰记者雅普·冯·吉内肯撰写的一部西方评述性著作是《**浮沉录》；更近的有关这一事件的译本，是以**女儿的陈述为基础的，原文是《华侨日报》上的连载文章“生活在历史阴影中的林豆豆”（1988年6月14—23日）；另有谭宗级发表在《教学参考》（下）上的“**反革命集团的崛起及其覆灭”；《华侨日报》上还有另一篇由王若水撰写的连载文章“从批‘左’倒向反右的一次个人经历”，描写了**从一个极左的样板转变为极右派的道路。
“四人帮”的写作班子“梁效”的活动被它某位成员的妻子在乐黛云和卡罗林·韦克曼所著的《走进暴风雨》中进行了描述。该书是一部极其吸引人的著作，它叙述了1949年以后的全面清洗，全书从一个背离了党的路线从而犯了严重错误的党员的角度来进行描述。在1976年4月的“**事件”后为纪念周恩来所作的诗被收进《革命诗抄》和《**诗文集》中，还有一个英文版本的由萧兰编的《**诗抄》。官方对“四人帮”进行审判的正式文本可以参看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中国还出版了较短的中、英文版本的《历史的审判》、《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审判》。戴维·邦纳维亚的《北京裁决》中有译成英文的实况广播报道的摘录。正像其题目提示的那样，约翰·加德纳所著的《中国政治和对毛的继承》一书讨论了许多这类的事件，默尔·戈德曼在《中国知识分子》一书中详细论及了知识分子的内讧。戴维·茨威格的《中国农村的激进主义》叙述了“四人帮”为在重要的中国政治舞台制订一条极左路线所进行的活动。这部书是第一批从漫长的对中国农村的研究中受益而写成的专题著作中的一部。
以上提到的胡华也是大部头系列丛书《**党史人物传》的主编。该书30多卷在他去世前已成书，这是一部极有价值的概要，每一卷包括至少12个已去世的党的领导人的传记。通常是把早期的烈士与那些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仍健在的国家领导人混合编排在一起。
自从这些丛书的第一卷于1980年出版以后，有关人物生平的专著、对某位领导人的回忆文章集和他们的著作选都陆续问世。其中有许多比胡华的丛书中的短文更为详细。虽然有些很明显是杜撰的，包括许多令人怀疑的谈话记录，但总的来说还都是有参考价值的。对于这章所涉及的时期，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是《周恩来书信选集》、《周恩来选集》（下）、《周总理生平大事记》；关于周的还有《不尽的思念》。关于其他人的有《邓小平文选（1975—1982）》；张云生的《毛家湾纪实：**秘书回忆录》；南枝的《叶群野史》；朱仲丽（前高级官员王稼祥的遗孀）的《女皇梦：**外传》；叶永烈的《张春桥浮沉史》；仲侃的《康生评传》；林青山的《康生外传》；薛冶生编的《叶剑英光辉的一生》；《萦思录：怀念叶剑英》；《聂荣臻回忆录》（下）。关于个人的文章通常先发表在期刊上，然后才被收进各类书籍中。《新华月报》和《新华文摘》有专栏重登这些文章中的一部分。
西方关于中国领导人生平的详细著述要少得多，这类书包括户西恩·派伊的《**：领袖人物》（这是一部心理分析的作品）；迪克·威尔逊编的《在历史天平上的**》。在毛去世后不久，一系列由著名专家撰写的专著陆续出版。它们有：罗斯·特里尔的《**》及《白骨精》（关于**的）；罗克珊·威特克的《**同志》，该书主要根据**会见作者时的自述写成；罗杰·法利格特和雷米·考夫的《康生及其在中国的秘密工作（1927—1987）》；丁望的《王洪文、张春桥评传》和《华主席：中国**人的领袖》。
很明显，仅仅依靠中文（和西文）的著作是远远不够的。关于党史的中文杂志和其他出版物，很多曾属于内部刊物，但由于目前可以得到复印件，因此也很有参考价值。如《党史研究》（1980—1987年）曾经是内部刊物，现在已用《**党史研究》的刊名公开发行（1988年—）。此外还有《党的文献》、《党史通讯》、《文献和研究》、《党史研究资料》、《内部文稿》、《党史资料征集通讯》。在以上杂志及文选上刊登的文章偶尔在其他刊物上也可看到，最著名的是由朱成甲编辑的3卷本的《**党史研究论文选》。但是，接触这些更秘密的材料并未使人们忘记这样的事实，即重要的文章经常在定期刊物上出现。
目前在中国的各种刊物中出现这样多的材料，以致一批较年青的西方学者在蒂莫西·奇克的指导下编辑了《中国**研究通讯》（1988年秋—），以便在这个领域中向大家通报出现的最重要的新材料。这份杂志是那些寻求及时接触有价值的新资料的人所必读的。希望当代中国的权威人物们注意到这份杂志并意识到在开放的年代“内部”已经成为完全过时的分类方法，对于哪些资料是真正需要保密的这个问题将会出现一种更现实的看法。
在那些更加普及的西方杂志中，《中国季刊》和《澳大利亚中国事务杂志》刊载的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章较多。《中国季刊》的“每季大事和文献”栏也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台北的《问题与研究》经常最先登载重要的**文件的译文。
在中国出版物中，对文化大革命后这段时期的政治进行严密分析的著述较少。这主要是因为，在1976年以后的年代里，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仍健在并主管国家事务，另一方面，当代资料的性质与过去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不同。这类材料汗牛充栋，著作和期刊的出版都出现了空前的爆炸，官方出版物更趋真实，更少宣传性，同时可以把它们与公开表达的各种观点进行对照。此外，中国政治进程的透明度也比过去高得多，因此，对上层争论的详细报道很快就会在香港刊物《争鸣》和《九十年代》等上面出现。
另一方面，内容集中于毛以后时代的编年史是很重要的。著名的有李盛平和张明澍的《1976—1986：十年政治大事记》；黄见秋、孙大力、**、张占斌、王洪模等编的《新时期专题记事（1976年10月—1986年10月）》；李永春、史远芹、郭秀芝编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体制改革大事记》。一部极有价值的编年史的西方译本是肯尼思·利伯撒尔和布鲁斯·J.迪克森合编的《党中央和政府会议研究指南（1949—1986）》。
除《邓小平文选（1975—1982）》外，已经被引用的还有一部主要的文献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2卷）。从不同角度来看待这段历史时期的、由西方人编的文献集是约翰·P.伯恩斯和斯坦利·罗森的《毛以后的中国的政策冲突》；以及肯尼思·利伯撒尔、詹姆斯·唐和恽赛充（音）编的《**中央和政治局文件》，该书解释了这类文件是如何产生及传达的。
西方对邓小平改革运动的报道数量惊人，从一般的著作、专题文章到记者的分析等应有尽有。在综合性的著作中，最好的有鲍大可和拉尔夫·N.克拉夫编的《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哈里·哈丁的《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戴维·M.兰普顿编的《毛以后的中国政策的实施》；伊丽莎白·J.佩里和克里斯廷·汪编的《毛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邹谠的《文化大革命与毛以后的改革》。一部十分有用的背景材料是一年一本的《中国简报》，由亚洲协会中国委员会出版。专著有戴维·S.G.古德曼的《北京街头的呼声》；埃利斯·乔菲的《毛以后的中**队》；肯尼思·利伯撒尔和米歇尔·奥克森伯格的《中国政策的制定》，该书分析了文化大革命以前、文化大革命过程中及其以后的能源工业。琼·C.奥伊的《国家和当代中国的农民》，该书从50年代中期写到80年代末，同茨威格的书一样，也是得到了这个时期之后农村研究的一些资料才写成的。
许多西方报社驻中国的记者在文化大革命中，或像美国记者那样，在文化大革命后，很快接受有关中国的训练或很快了解中国的情况。在早期报道性的著作中，最优秀的有理查德·伯恩斯坦的《从世界的中央寻求关于中国的真相》；戴维·邦纳维亚的《中国人：一幅肖像》；福克斯·巴特菲尔德的《中国：生活在苦海中》；约翰·弗雷泽的《中国人》；杰伊和林达·马修斯的《十亿：中国记事》；菲利普·肖特的《龙和熊》；史蒂文·W.莫舍的有争议的《破碎的大地：农村的中国人》，这本书是根据一个人类学博士生的报道写成的。这个博士生是那些1979年1月中美复交后第一批到中国农村考察的美国学者之一。西蒙·利斯是一位学者兼随笔记者，他的作品交织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尖锐的评论和对许多关于中国的西方著作中的空话的揭露，他的主要著述有《中国的阴影》、《**的新衣》、《破损了的偶像》。
第五章 对美开放
虽然有大量的第二手资料，但人们对**九大和十大之间的中国外交政策仍然研究得很不够。主要的障碍来自资料方面：现有的资料难以对这个时期中国的决策过程作出全面的描述。中国人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内幕一直十分敏感。这些禁忌近年来已有所缓减，人们已经能够和与外交事务有关的官员和研究机构进行较密切的接触了。但是，对于外交政策的讨论和制定，对于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领导层斗争激烈的时期），现有的历史资料却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
然而，由于官方越来越鼓励人们做整理档案的工作，中国的研究人员已经编成了更全面的中国外交史（包括本世纪70年代）的档案资料书籍。这些活动的**是《当代中国外交》的出版。这本书简要叙述了这个时期的外交事件，具有权威性，尽管它没有透露政策制定方面的情况。此外，高级官员的一些回忆录和回忆文章对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的外交政策作了较深入的重估，尽管还不十分详细。其中有：《聂荣臻回忆录》；铁竹伟：“陈毅在‘文化大革命’中”（见《昆仑》）；叶剑英传记编写组：《叶剑英传略》。亨利·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前，埃德加·斯诺与中国高级官员的谈话记录也是珍贵的资料，它们都完整地发表在斯诺《漫长的革命》一书中。
美国官员们关于本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的著作也使学者们获益匪浅。这些著作包括：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权力与原则》；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动乱年代》；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米歇尔·奥克森伯格：“中美关系十年”（见《外交事务》）；理查德·H.所罗门：《中国人的政治谈判行为》；赛勒斯·万斯：《艰难的选择》。
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资料的主要来源，仍然是**主要的新闻媒介，特别是《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社论和评论员文章。关于重要的外交政策声明，《北京周报》亦有很高的参考价值。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恢复了1966年中断的探讨外交事务的重要期刊的出版工作。这些期刊包括《世界知识》和《国际问题研究》，这两种杂志都是由外交部出版的。要探讨外交政策的发展动态，美国政府出版的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和英国广播公司出版的《世界广播概要：远东》是两种基本的参考资料。美国政府出版的联合出版物研究署的系列期刊中也有一些极为重要的文件和资料。
此外，邓小平的讲话（包括一些评论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讲话）都收录在《邓小平文选（1975—1982）》中。流传到台湾或西方的中国内部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可作为这些资料的补充。虽然有时候人们对这些材料的可信程度有争论，但其中的许多材料还是提供了发生重大政策冲突时的重要情况。收录了这些文件的两部书籍是：陈庆编：《中国与第三世界》；高英茂编：《**事件》。反映中国内部对敏感的外交问题进行争论的讽刺文章是另一个重要的资料来源，虽然有些学者怀疑其价值。关于此类资料的解释，请参阅肯尼思·G.利伯撒尔：“讽刺文章中反映出的外交政策争论（1973—1976）》（见《中国季刊》）；哈里·哈丁：“中国全球姿态中的内部政治（1973—1978）”，见托马斯·芬格等编的《中国对独立自主的追求》。
尽管资料有限，学者们还是写出了关于某些具体事件和某些时期的一些专著和一些重要的多卷本著述。关于多卷本著述，特别请参阅约瑟夫·卡米莱里：《中国的外交政策》；戈兰姆·W.乔德赫里：《中国在世界事务中》；哈里·哈丁编：《80年代中国的对外关系》；塞缪尔·金（音）编：《中国与世界：毛以后时代中国的外交政策》；理查德·H.所罗门编：《中国因素》；迈克尔·亚胡达：《孤立主义走向尽头：毛以后的中国外交政策》。
促成中美和解的诸多因素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中苏发生军事冲突之后北京改变了安全计划。关于这个论题，参阅约翰·W.加弗：《中国决定与美国和解（1968—1971）》；哈里·格尔曼：《苏联在远东的军事集结和**冒险》；托马斯·M.戈特利布：《中国外交政策的不同派系与战略三角关系的起源》；梅尔文·格托夫和汪永木（音）：《处于威胁下的中国》；萧铮和迈克尔·魏图恩斯基编：《中美关系正常化及其政策深意》；理查德·威希：《中苏危机的政治》。
许多单卷本和多卷本专著还对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美关系和中苏关系的全球战略环境的变化进行了研究。这些专著有：赫伯特·J.埃利森编：《中苏冲突》；班宁·N.加勒特和邦尼·S.格拉泽：《战争与和平》；肯尼思·G.利伯撒尔：《70年代的中苏冲突》；乔纳森·D.波拉克：《中苏敌对和中国的安全之辩论》、《联盟政治的教训》；杰拉尔德·西格尔：《毛以后的中苏关系》；道格拉斯·T.斯图尔特和威廉·T.托编：《中国、苏联和西方：80年代的战略和政治面面观》；苏吉（音）：《苏联对中国的想象及其对华政策（1969—1979）》；罗伯特· G.萨特： 中国外交政策：毛以后的发展》；艾伦·S.惠廷：《西伯利亚的发展与东亚：威胁还是承诺？》。
与中美关系和中苏关系相比，中日关系研究得还很不够。然而也有一些成果，参阅罗伯特·E.贝德斯基：《脆弱的协定：1978年中日和平条约的全球透视》；李季银（音）：《日本面对中国》、《中国与日本：新的经济外交》；罗伯特·泰勒：《中日轴心：亚洲的一支新生力量？》。关于中日关系的重要文章，有新木内江藤：“日本和中国——一个新阶段？”（见《**问题》）、“近期中日关系的发展”（见《亚洲概览》）；良清国分：“中国对外经济政策制定中的政治”（见《中国季刊》）。
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特别是中越关系的恶化）的有关资料既丰富又详细。特别引人注目的著作是纳严·詹达：《兄弟仇敌：战争之后的战争》。另阅张保民（音）：《北京、河内、华侨和处在中国与越南之间的柬埔寨》；威廉·J.杜克尔：《中国和越南：冲突的根源》；尤金·K.劳森：《中越冲突》；罗伯特·S.罗斯：《印度支那纷争：中国的对越政策（1975—1979）》。
关于70年代中国在国际组织中再次出现的意义，塞缪尔·S.金的《中国、联合国和世界秩序》一书作了详尽的研究。关于对70年代中国外交政策中经济方面的评析，参阅鲍大可：《从全球角度看中国经济》；艾伦·S.惠廷《70年代中国的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
第六章 中国的经济政策及其贯彻情况
有关8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的研究和著述是与改革本身同步的。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7年）经济政策及其实施情况的研究工作也刚刚起步。论述六七十年代中国经济的文章和书籍确实很多，但论述当前中国经济的著作却不得不依据数量有限且可靠程度大有疑问的资料。事实上，西方关于“文革”时期中国经济的大部分文献资料都集中在对农业、工业、国民总产值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