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元和元年（806）白居易、陈鸿分别写了《长恨歌》和《长恨歌传》以后，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故事就成了诗人墨客津津乐道的话题。

    唐代文人既风流又好奇，而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又偏偏很吸引人，一个是至高无上、风流倜傥的天子，一个是宠冠六宫、才貌绝世的皇妃。很难有哪两个人的恋情能引发一场惊天动地的战争，很难有哪个恋人会因为承担战乱的罪责而被自己的恋人赐死，也很难有哪个赐死了自己恋人的人会如此痛苦地怀念恋人一生，直到自己临终仍不休止。而且，再加上几十年来添油加醋、捕风捉影的口耳相传，这就足以使得中晚唐诗人总是心痒痒地要把这个故事写成诗歌了。

    不过，这个题材也实在不好写，因为下笔之际，“情”和“理”便会发生冲突，像白居易写《长恨歌》时，他的本意是要“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的，就像他《新乐府》中“鉴嬖惑”的《李夫人》一样。《李夫人》中曾写道：“伤心不独汉武帝，自古及今皆如斯。君不见……泰陵一掬泪，马嵬坡下念杨妃，纵令妍姿艳质化为土，此恨长在无销期”，这也是《长恨歌》创作意图的一个注脚，所以《长恨歌》前半部分对君主的荒淫、贵妃的专宠都有讽刺，对他们所导致的误国致乱也有抨击。但是，对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生死恋情，包括白居易在内的许多人又不能不深深地同情，因此往往在描写时会迷失意图。当白居易用了许许多多美丽的语言与动人的情节记述这一爱情悲剧时，那缠绵悱恻的情感基调就与前半部批判的情感基调发生了冲突，双重主题互相缠绕，甚至对误国的批判也被对爱情的怜悯冲淡；特别是读到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对景伤情，经马嵬驻足不前，回长安深深思念，请道士招致生魂，贵妃取定情物追忆生前情人絮语等一连串美妙的诗句如“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便把人引入一种深深的同情与悲哀之中。最后，“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更把《长恨歌》的“惩尤物”主题变成了对刻骨铭心的爱的深深感动。

    骊山华清池，相传杨贵妃常在此沐浴。

    “理”与“情”的矛盾实际上也可以说是这样一个矛盾：问题在于把李隆基作为一个要向天下负责的皇帝，还是把他首先作为一个个人。换句话说，就是把李、杨的关系放在政治角度分析，还是当作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的爱情来理解。如果能把这“矛”与“盾”掰开就好了，可惜的是掰不开，李隆基既是皇帝又是男人，李、杨的关系与政治分不开又偏偏是爱情。于是，诗人常常陷入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理纠纷之中。他们时而觉得杨贵妃是祸水，唐玄宗在马嵬改正错误很及时，像刘禹锡说：“官军诛佞幸，天子舍妖姬”（《马嵬行》），郑畋说：“终是圣明天子事，景阳宫井又何人”（《马嵬坡》），就把责任一古脑儿推给了杨贵妃，似乎唐玄宗在马嵬杀她杀得很对，这就完全站在冷酷而严肃的“理”上，舍弃了人情味儿。他们时而又觉得李、杨很值得同情，尤其想到他们“悠悠生死别经年”、“两处茫茫皆不见”，便感到凄清孤独，于是又不免写道：“徒悲旧行迹，一夜玉阶霜”（张祜《南宫叹亦述玄宗追恨太真妃事》），“明月自来还自去，更无人倚玉阑干”（崔橹《华清宫三首》），这就又偏向“情”的一方，对李、杨的爱情表示赞赏和理解了。

    这种“情”与“理”的矛盾始终缠绕在每个诗人心中。但是，由于性格、理念、思想的差异，每个诗人又常常各有所重。理性清朗，总是从天下兴亡角度观察的人则偏于“理”，批判往往多于同情；重感情而且习惯于心灵体验的人则偏于“情”，同情往往多于批判。从杜牧、李商隐所写的有关唐玄宗、杨贵妃的诗，就能看出这两个人性格的分野。

    杜牧在这一题材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