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笃信道教的思想倾向为人熟知，但他对佛教的信仰却很少被人论及。其实，他与佛教关系之深绝不亚于他与道教的关系。

    宋代赞宁《高僧传·悟达国师知玄传》有一段记载说：

    李商隐者，一代文宗，时无伦辈，常从事河东柳公梓潼幕久，慕（知）玄之道学，后以弟子礼事玄……苦眼疾，虑婴昏瞽，遥望禅宫，冥祷乞愿。玄明旦寄《天眼偈》三章，读终疾愈。这段记载中神化知玄的内容当然不可信，但李商隐与知玄等佛门弟子关系甚深却是事实。他的《别智玄法师诗》是写给知玄的，《忆匡一师》是写给匡一上人的，此外还有《忆往岁与澈师同宿》、《同雀八诣药山融禅师》、《别臻师》等诗，可以说明他和很多和尚有交情。在大中七年（853）写的《樊南乙集·序》中他更明白地写了对佛教的信仰及其由来：

    三年以来，丧失家道，平居忽忽不乐，始克意事佛，方愿打钟扫地，为清凉山行者。大中七年的“三年”之前，正是李商隐失去爱妻的时候，可是，“丧失家道”的悲哀，是李商隐奉佛的动因之一，至少，它促使了李商隐信仰佛教。

    可是，有人会问，为了安慰心灵，奉佛是一条路，难道奉道不是一条路么？为什么偏要“打钟扫地为清凉山行者”而不能“拜伏三清座下为天师弟子”呢？原来，这关系到当时的形势和佛道二教教旨上的区别，也关系到李商隐当时心境的全部内涵。自从武宗会昌年间灭佛兴道，佛教被打下去了，道教兴盛起来，可是道教近乎巫觋的祭禳斋醮与满足贪欲的烧炼丹铅，反而败坏了名声，连李商隐心里也对它有了反感，所以大中年间唐宣宗宣布恢复佛教时，原先衰落的佛教一下子便死灰复燃并赢得了人心。从佛道二教宗旨上说，道教主“生”，以长生为大乐，以成仙为极乐，并且不禁欲，反而刺激人的贪婪与享乐**，因而在文人看来它很“俗”，而佛教虽然主“灭”，但它有一整套“人生皆苦”的精致理论，又有一整套与之相应的宇宙观，显得高深玄奥，加上高僧不像道士那么投机钻营，爱凑兴吹捧，显得高雅脱俗，所以一直在文人心中占有更高位置。尤其是李商隐的心灵深处，不仅对妻子的死感到悲伤，还对人生的意义与生命的意义发生了怀疑，因此，更容易与否定人生意义的佛教接近，更何况晚唐极为昌盛的禅宗有一种“平常心”的理论可以抚慰人们失去平衡的心灵，有一套在日常生活中开悟禅旨的简捷法门可以让人们迅速得到心理的宁静。所以，当读到李商隐“忆奉莲花座，兼闻贝叶经”（《奉寄安国大师兼简子蒙》）“空庭苔以饶霜露，时梦西山老病僧”（《题白石莲花寄楚公》）“若信贝多真实语，三生同听一楼钟”（《题僧壁》）等诗句的时候，人们应当明白，他朝过三清又拜佛的缘故，正在于他在历经了痛苦与绝望之后，要寻觅一个清静的世界来安顿自己的灵魂。这个世界只能是佛教那种无是非爱憎的心灵境界——他自己曾说：“世界微尘里，吾宁爱与憎。”（《北青罗诗》）

    在《华师》一诗里，就有这样一个极清净澹雅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