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后一时代的人与前一时代的某个名人有些相仿，人就会以那个逝去的名人作他的绰号，并加上一个“小”字，《水浒》里那个百步穿杨的花荣便称作“小李广”、《三国演义》里那个勇冠三军的孙策就叫作“小霸王”，称“小”并不意味着他的本领不高而只是说明其时代的较后。杜牧与李商隐被称为“小李杜”就是因为他们生于李白、杜甫之后，如果说李白、杜甫是盛唐诗歌的双子星，共同创造了一个几乎不可企及的诗歌巅峰，那么，李商隐、杜牧则在晚唐是两个无人可与比肩的诗人，他们的诗给唐代诗歌史的最后一页添上了瑰丽的色彩。

    宪宗元和九年（814）以后，孟郊、李贺、柳宗元、韩愈相继去世。随着中唐这批诗人的逝去，元和诗坛上那种活泼泼的生机和锐意创新的勇气也渐渐消失，虽然白居易、贾岛、刘禹锡一直活到九世纪四十年代才离开人间，但他们后期业已定型的诗歌创作也只能起承先启后的桥梁作用。直到杜牧、李商隐等年轻诗人崛起，晚唐诗坛才有了异于前代的生机。

    杜牧（803－825）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大和二年（828）进士，出身于官宦世家。他的祖父杜佑既是大官又是学者，著有《通典》二百卷。这种世家的出身是杜牧一直引为自豪的事情，《冬至日寄小侄阿宜》一诗云：

    我家公相家，剑佩尝丁当。旧第开朱门，长安城中央。第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家集二百编，上下驰皇王。

    这一家世传统对他极有影响，使他常以天下为己任，特别关心“治乱兴亡之迹，财赋甲兵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上李中丞书》），还写了《罪言》、《论战》等有关政治、军事的文章，注释了军事著作《孙子十三篇》，多次引古论今地给当政者写信议论政治、军事、经济，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郡斋独酌》），就像旧时绿林好汉常吆喝的一句口号“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可是，且不说他是一厢情愿纸上谈兵，在那时就算他真有管仲、诸葛之才也难补好唐王朝这件百孔千疮、捉襟见肘的“衣裳”，更何况当权的既非齐桓也非刘备，根本不会理会他的书生意气。所以在他中了进士以后十年时间里，除了一小段在京为御史外，大部分时间都在幕府中沉沦下僚，直到四十多岁才当了个州官，因而他又常常灰心失望，在他四十四岁任池州刺史时写的《春末题池州弄水亭》中，他自嘲道：“为吏非循吏，论书读底书”，无可奈何之余，就只有一觞一咏，歌儿舞女，“逐日愁皆醉，随时醉有余”。他那种“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遣怀》）式的放荡形骸，“嗜酒好睡，其癖已痼”（《上李中丞》）式的懒散颓唐，和他时时关心天下事的入世雄心合起来，正好是杜牧一个完整的心灵。

    比杜牧小十岁的李商隐（813－858）则不同。李商隐字义山，号玉溪生，开成二年（837）进士，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虽然他自称是帝胄之后，但实际上早已家道败落，只不过和大唐的皇帝共姓一个“李”字而已。从他的高祖至父亲都只做过县令、州佐之类下级官吏，到李商隐幼年时更是“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祭裴氏姊文》）。他只能苦苦奋斗，从科举开始，争一个出人头地的机会，所以杜牧式的自豪与他是无缘的，倒是一种自卑与自负扭结而成的激奋心理时时占据着他的心灵。因此，他一方面对政治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一方面深深地愤慨与失望，像《贾生》中“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就是他怀才不遇的感慨，《安定城楼》中“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就是他自嘲的哀叹，入世不得，出世也不得，正是他心里忧郁难堪的根源之一，所以他比杜牧更笃信宗教，常常在宗教世界里寻找心灵的解脱。同时，作为一个不挣扎就没有地位的文人，他不可能像杜牧那样陶醉于自我，故此他的性格也不像杜牧那么爽朗开豁，相反，他时时陷入难以排解的忧郁之中。

    杜牧与李商隐关系不错，他们一为李贺写序，一为李贺写传，在牛僧孺死后，一为牛写祭文，一为牛写碑铭。李商隐还写了赠给杜牧的两首诗，《杜司勋》说：“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唯有杜司勋”，《赠司勋杜十三员外》说：“前身应是梁江总，名总还曾字总持”，极尽仰慕之情（但杜牧集中没有赠李商隐的诗，也许是没有收或遗佚了）。可是，尽管如此，他们两人的差异仍是太大了，气质、出身、思想的差异使他们的诗走上两条完全不同的路子。杜牧身上那种贵族气质、史家遗风使他的诗充满了理性精神的高朗明快，而李商隐心中的那种浪漫情调与自卑压抑使他的诗郁积了感情的缠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