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泛言》 第40章 附：宋明理学与禅宗（2/2）
诚笃敬信的主旨，语异而实同，不必说论。
（三）邵康节学术思想的渊源与曹洞宗旨的疑案
关于邵子的学术思想，如果说是出于道家，这是不易引起纷争的事。倘使有人认为他与禅宗有关，那么可能就会引起哗然訾议了。但由多年来潜心研究的邵子的易象数之学与《皇极经世》的观物内外二篇的思想，愈加确立此一信念。至少可说邵子对易学的哲学观念，实为远绍禅、道两家的思想启发而来。即如他所祖述的陈抟本人的思想，亦与禅宗具有密切的关系。此事言之话长，今但就最简要易晓的略一说明而已。
今据大家手边易找的资料，如全祖望在《宋元学案》的之学，别为一家。或谓《皇极经世》，只是京、叙录说：“康节焦末流。然康节之可以列圣门者，正不在此。亦犹温公之造九分者，不在潜虚也。”黄百家云：“周、程、张、邵五子并时而生，又皆知交相好……而康节独以图书象数之学显。考其初，先天卦图，传自陈抟；抟以授秞放，放授穆修，修授李之才，之才以授先生。顾先生之教，虽受于之才，其学实本于自得……盖其心地虚明，所以能推见得天地万物之理。即其前知，亦非术数之比。”据此以推，陈抟为唐末五代间人，陈抟之先，先天八卦图，又得授受于何人？唐以前无之，亦如理学家在唐以前，并无此说是一样地截流横断而来，岂非大有可疑者在也？如果推求于禅宗的五家之中，曹洞师徒，便已开其倪端。虽然对邵子的术数之学，略无牵涉，但陈持与邵子的易象数之学，与唐代的一行禅师的术数之学，都有关联之处。根据易理象数而言宇宙人物生命之本元问题道（哲学）的思想，与曹洞宗旨，却极其“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其中理趣，大有可观，唯限于时间篇幅，仅略一提撕，提起研究者之注意而已。
曹洞宗据重离卦的五位君臣说：五位乃洞山良价禅师所创，借易之卦爻而判修证之浅深（名为功勋之五位，为洞山之本意），示理事之交涉（名为君臣之五位，为曹山之发明）。洞山禅师以“一”代表正也、体也、君也、空也、真也、理也、黑也。“一””代表偏也、用也、臣也、色也、俗也、事也、白也。并取离卦回互卦变之而为五位。其叠之次第：1.重离卦。2.中孚卦，取重离卦中之二爻加于上下。3.大过卦，取中孚卦中之二爻加于上下。4.巽卦，取单离，以其中爻回于下。5.兑卦，取单离，以其中爻回于上。
洞山禅师又由爻之形而图黑白之五位：1.巽卦君位。正中偏：正者体也、空也、理也。偏者用也、色也、事也。正中之偏者，正位之体处，具偏用事相之位也。是能具为体，所具为用，故以能具之体，定为君位。学者始认体具之用，理中之事，作有为修行之位，为功勋五位之第一位。配于大乘之阶位，则与地前三贤之位相当。2.兑卦臣位。偏中正：是偏位之用，具正位之体之位。因之以能具之用，定为臣用，即君臣五位之臣位也。在修行上论之，则为正认事具之理，用中之体，达于诸法皆空真如平等之理之位，即大乘之见道也。3.大过卦君视臣。正中来：有为之诸法如理随缘，如性缘起者，即君视臣之位。学者在此，如理修事，如性作行，是与法身菩萨由初地到七地之有功用修道相当者。4.中孚卦臣向君。偏中至：事用全契于体，归于无为者，即臣向君之位。学者于此终日修而离修念，终日用而不见功用，即由八地至十地之无功用修道位。5.重离卦君臣合。兼中到：是体用兼到，事理并行者。即君臣合体之位，为最上至极之佛果也。
以上就法而论，事理之回互，为君臣之五位。就修行上而判浅深，为功勋之五位。
上面仅就部分的研究资料而说，其他如洞山良价禅师因涉溪水照影而悟道的偈语说：“切忌从他觅，迢迢与我疏。我今独自往，处处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应须恁么会，方得契如如。”它与邵康节的：“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一阳初动处，万物未生时。”以及邵子观物吟：“耳目聪明男子身，洪钧赋与不为贫。因探月窟方知物，未蹑天根岂识人。乾遇巽时观月窟，地逢雷处见天根。天根月窟闲来往，三十六宫都是春。”其间的思想脉络互通之处，实在是颇饶寻味。至于《皇极经世》书中，假设“元会运世”的历史哲学之观念，与佛学“成住坏空”的“劫运”“劫数”之说，更有明显的关连。总之，邵子之学，发明禅道两家的学术思想之处甚多，义属专题，一时也恕难详尽。
（四）张横渠排斥佛老与佛道之因缘
与周濂溪、邵康节同时而稍后的理学家，便有张载和二程——程颢、程颐。张横渠少有大志，喜谈兵。尝上书干谒范仲淹。仲淹对他说：“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授以《中庸》。乃立志求学。初求之佛、老，后恍然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世传横渠之学，以“易”为宗旨，以“中庸”为目的，以礼为体，以孔、孟为极。但是横渠的任气尚义，在气质上，与孟子的风格，更为相近。
周濂溪的学说，在“太极”之上，加一“无极”。其用意，似乎为调和儒家的“太极”与道家的“无极”。有人说濂溪“太极”的涵义，犹如佛学的“依言真如”。“无极”的涵义，犹如佛学的“离言真如”。但他说“无极”而“太极”，则又似佛说“性空缘起”，以及老子的“有生于无”。
张横渠只说到“太极”，并不提“无极”。但他对于“太极”的解释，又不可说是“无”。而且他批评老子“有生于。自语相违，互无”之说，以为错了，又是以“有”作根据的自矛盾之处，甚多。这是周、张二人思想的根本不同之处。横渠说出“气”字，又提出性有“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不同。周濂溪对于佛教，很少有显著排斥性的批评。张横渠的著作中，排佛之言甚多。例如驳斥佛学“以山河大地为见病，以**为尘芥，以人生为幻妄，以有为赘疣，以世为荫浊。”又说：“彼语寂灭者，往而不反；徇生执有者，物而不化。二者虽有间矣，以言乎失道，则均焉”等等，大体都是粗读《楞严经》的“世界观”、“人生观”而立论，并未深知《华严》《涅槃》经等的理趣。但他在《西铭》中，开示学者，“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观点。以及他平时告诫学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等观念，则又似佛学的众生平等，因此兴起“同体之悲，无缘之慈”，以及视心佛众生为“正报”，山河大地为“依报”之说的启发交变而来。至于上述他的著名之“四句教”，简直与禅宗六祖慧能教人的“无边众生誓愿度，无尽烦恼誓愿断，无量法门誓愿学，无上佛道誓愿成。”完全相似。又如他在《正蒙》中所称的“大心”，便是直接套用佛学“大心菩萨”的名词和涵义，而加以儒家化的面貌而已。也可以说，他是因袭禅宗六祖的思想而来的异曲同工，也并不为过。关于张横渠所著的《正蒙》，以及他的“理气二元”的立论，则大半是挹取道家的思想，启发易理观念，这也是事实。这些都是从他“初求之佛、老”而得来的启迪，大可不必有所讳言。
（五）二程的思想与禅佛
二程——兄颢（明道先生）、弟颐（伊川先生）“少时，从学于周濂溪，既然有求道之志，后泛滥诸家，出入老、释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云。”根据《宋史》记载这些有关的资料，宋儒的理学大家们，几乎都是先有求道之志，而且都是先求之于佛、老若干年或几十年后，再返求诸六经或孔、孟之说而得道的体用。我们都知道，六经与孔、孟之书，至今犹在。佛、道之书，也至今犹在。大家也都读过这些书，究竟是六经与孔、孟之书易读，抑或是佛、道之书难读，这是不须再多辩说的问题。同时佛、老之“道”，其“道”是什么？六经、孔孟之书，其“道”又是什么？这个问题，界限也极其分明。真不明白何以他们都愿意把这些问题，混作一谈，便说“‘道’在是矣”的含糊话，这未免使“理学”的声光，反而大为减色。至于二程之学，如较之周、张、邵子，则在气度见地上，早已逊有多筹了。
《宋史.道学传》说大程子“出入老释几十年”，其弟伊川也如此说他。但明道的辟佛与非禅之语有说：“山河大地之说与我无关，要简易明白易行。”这是他批评《楞严经》的话。如用现代眼光来看，简直是毫无科学头脑，非常颟顸。因此可以说他的“理学”思想，也只属于“心理道德”的修养学说，或者是“伦理”的养成思想而已。又如他批评《华严经》的“光明变相，只是圣人一心之光明。”未免太过笼统，不知此语已自落入禅家机锋转语的弊瘫，并非真知灼见。又如批评《涅槃经》要旨“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话，他便说：“蠢动含灵，皆有佛性为非是。”更是缺乏哲学思辨主题的方法。馀如说：“道之不明，异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难见。昔之惑人也，乘其暗迷；今之惑人也，由其高明。与云穷神知化，而不足开物成务；其言无不同偏，实外于伦理，穷深极微而不入尧舜之道。”这些都是似是而非，隔靴搔痒的外行话。佛道与儒家的尧舜思想，本来就是两回事，不必混为一谈，多此一辟。而且佛学中再三赞扬治世的“转轮圣王的功德，等同如来”的福业，也并不专以出世为重而完全忽略入世的“伦理”思想。所谓“转轮圣王”，便有近似儒家所谓“先王之道”的情况。况且佛学大乘的菩提心戒，对于济人利物求世的思想，尤有胜于儒家的积极，他都忽略不知，也甚可惜。至于他批评禅的方法说：“唯觉之理，虽有敬以直内，然无义以方外，故流于枯槁或肆恣。”这倒切中南宋以后禅家提倡参究（参话头、参公案等，的方法，以及重视机锋、转语等便认为是禅宗的真谛之流弊，的确有其见地。但他对于真正的“禅”是什么？老实说，毕竟外行，有太多的观念尚待商榷。
程伊川与佛教的禅师们，也常相往来，宋人编的《禅林宝训》中，便有灵源禅师给程伊川的三封信，其中有：“闻公留心此道甚久”，“天下大宗匠历叩殆遍”，“则由僧与居士相见，其来久矣”，“纵使相见，岂通唱和”，“虽未接英姿，而心契同风”等语。伊川也曾见过灵源之师晦堂禅师，故灵源有信给他说：“顷闻老师言公见处，然老师与公相见时，已自伤慈，只欲当处和平，不肯深挑痛剧。”等语。而且还有别的资料，足可证明伊川与灵源禅师等的通问交往，虽老而未断，这等于朱熹要钻研道家的丹道之学，为了一个门户之见的憍慢心所障碍，不肯问道于白玉蟾，到老也没有一点入处，只好化名崆峒道士邹䜣，注述《参同契》一书以自慰了。《二程遗书》又说：“伊川少时多与禅客语，以观其学之浅深。后来则不观其面，更不询问。”但他尝说：“只是一个不动之心。释氏平生只学得这一个字。”“学者之先务在固心志。其患纷乱时，宜坐禅入定。”这与以“静”为学的基础一样，同样地都以采用禅定（并非禅宗）为教学的方法。然而他的排佛言论却特别多，尝自言：“一生正敬，不曾看庄列佛书。”如果真的如此，则未免为门户的主观成见太深，自陷于“寡闻”的错误。因此他引用佛学，便有大错特错之处，例如说：“释氏有理障之说，此把理字看错了。天下惟有一个的理，若以理为障，不免以理与自己分为二。”他对于佛学“理障”（即所知障）的误会，外行如此，岂能服天下知识佛学者之心。并且又不知辨析的方法，不知比较研究的真实性，但在文字名词上与佛学硬争，更落在专凭意气之争的味道了。陆象山所谓：“智者之蔽，在于意见。”真可为伊川此等处下一注脚。
至于他教学者的方法说：“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在“用敬”之前，又须先习“静坐”。他所讲的“静坐”、“用敬”、“致知”的三部工夫，正是由佛学“戒、定、慧”三学的启迪变化而来，但又并不承认自己受其影响，且多作外行语以排佛，反而显见其失。实例太多，不及枚举，暂时到此为止。其他如程明道先生的名著《定性中》文中说：“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既以内外为二本，则又乌可遽语定哉！”等观念，完全从他出入佛、老，取用《楞严经》中楞严大定的迥绝内外中间之理，而任运于“妙湛总持”的观念作基础，再加集庄子的“心斋”等思想而来。但对于理学家们的教学修养的价值，那真是不可轻易抹煞的伟著。
我们略一引述宋儒理学家的五大儒，与禅之关系的简要处以外，其馀诸儒中，有关这些资料者，多得不及缕述，只好到此暂停了。
（六）有关理学家们排佛的几个观念
根据以上所讲，好像在说宋儒的理学，都是因袭佛、道两家学术思想的变相，理学的本身，便无独特的价值似的。这是不可误解的事，须要在此特作声明。现在只因时间与篇幅的关系，仅就本题有关禅与理学的扼要之处，稍作简介而已。如果必须要下一断语，我们便可以说：“禅宗到南北宋时，已逐渐走向下坡，继起而王于中国学术思想界者，便是‘理学’。相反地，元、明以后一般的禅宗，或多或少已经渗有‘理学’的成分了。”换言之，“理学”就是宋代新兴的“儒家之禅学”。元、明以后的禅宗，也已等同是“禅宗之理学”了。佛学不来中国，隋、唐之间佛教的禅宗如不兴起，那么，儒家思想与孔、孟的“微言大义”可能永远停留在经疏注解之间，便不会有如宋、明以来儒家哲学体系的建立和发扬光大的局面。幸好因禅注儒，才能促成宋儒理学的光彩。如果再要追溯它的远因，问题更不简单。自汉末佛教传入中国以来，引起学术思想界儒、佛、道三家的同异之争，一直历魏、晋、南北朝而到隋、唐，争论始终不已。由汉末牟融著《理惑论》，调和三教异同之说开始，直到唐代高僧道宣法师汇集的《广弘明集》为止，其中所有的文献资料，随处可见在中国的学术思想界中，始终存在着这股洪流。初唐开国以后，同尊三教，各自互擅胜场，已经渐入融会互注的情况。宋儒“理学”的兴起，本可结束这个将近千年来的争议，但毕竟在知识见解的争论上，更有甚于世俗的固执。理学家们仍然存有许多不必要的意见与误解，因此而使禅与理学，都不能爆放更大的慧光，这是非常遗憾的事。
但在禅宗方面，却一直对儒家思想和理学，并无攻毁之处，甚之，还保持相当的尊重。因为无论学禅学佛的人，只要是读过书的人，都曾受过孔、孟思想教育薰陶，不会忘本而不认帐。即使毫未受过教育的学佛者，凡是中国人，对于圣人孔、孟思想的尊敬，也都牢入人心。并且已将儒家和孔、孟的思想，变成个人生活与中国社会形态的中心，极少轻蔑的意识。
理学家们排佛的要点，除了对于“宇宙观”和形而上“本体论”的争辩以外，攻击最力的，便是出世（出家）和入世（用世）的问题。有关“宇宙观”和形而上“本体论”的哲学思辨，理学家们的观点，虽然属出入佛、老而契入《易经》与孔、孟的学术思想范围，毕竟还不如禅佛的高深。此事说来话长，而且也太过专门，暂时不谈。至于有关入世和出世的问题，的确有值得商榷之处。不过他们忘记了在唐、宋以来的中国社会，虽有大同仁义的思想，但并未像现代有社会福利的制度，因此贫富苦乐悬殊，以及鳏、寡、孤、独、残疾、疲癃、幼无所养、老无所归的现象，也是一件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幸好有了佛、道两教出家人可以常住寺观等的制度存在，无形之中，已为过去历代帝王治权和社会上，消弭一部分的祸乱，解决了许多不必要的惨痛事故，未尝不是一件极大的功德。因此而批评离世出家，就等同墨子“无父无君”的思想，那也是一般不深入的看法。这是理学家们，大多都未深入研究大乘佛学的精神和大乘戒律思想的误解。况且墨子思想的“尚同”“兼爱”“尚贤”，也并非真如他们所说的完全是“无父无君”的惨酷。不过这又要涉及儒、墨思想的争端问题，在此不多作牵连了。
此外，宋、明以来理学家们讲学的“书院”规约之精神，是受禅宗“丛林制度”以及《百丈清规》的影响而来。理学家们讲学的“语录”、“学案”，完全是套用禅宗的“语录”、“公案”的形式与名称。不过这些都是属于理学与禅宗有关的小事，顺便一提，聊供参考而已，并不关系大节。
总之，本题是有关中国学术思想史的演变与发展的大问题，实非匆促可以讨论的事。当时因为黄得时、钱鞮男两位先生的命题，我只好提出一些有关的简略报告，等于是作一次应考的缴卷，并未能够详尽其词，敬请见谅。
（一九七二年，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