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初唐之际，而有赵蕤着《长短经》之作，评议古今，昭示正反之旨，其于三国权遵，尤所议论。自此以后，宋、元则误于理学之清谈，以积弱为能事而已。

    顺沿而至明末，则有李卓吾辈之崛起，攻讦历史，揭橥用经用权之谈，骚然于学术之林；一变再变，复有冯梦龙等《古今谭概》、《智囊补》等之作，杨慎修《廿五史弹词》以及明末清初金圣叹评论说部之谈，言赅意长，借词比事，往往深含夫子微言大义之旨，以示权谋韬略之可用与不可用，以彰善善恶恶之分齐，必须慎思明辨，方能得其圜中。

    至若清初毛宗岗批《三国演义》之词，据称为金圣叹同意之作，事实为何，不得而考。但其批语，虽为说部小品，而涵义深远，足发《左传》、《国策》谋略之旨要，诚为三百年来不可多得之慧解。惜乎历来被埋没于《三国演义》本事之外，而为明眼者所忽略，殊为可慨。今由老古文化出版公司特为汇集成为专书，俾世之讲谋略者，藉此可发深省，则为幸甚。

    〔一九八五年端阳，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