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人云：“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而孔子则自言：“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作《春秋》而何罪之有？此为千古一大疑情，一大话头。吾人幼时读《春秋》、《左传》，而耆年硕学者则告诫曰：少年不宜读《左传》，恐因此而误入歧途；吾辈后生小子，则相讥谓：然则，何以关云长读《春秋》，俗世反称为武圣，美髯公真为《春秋》所误耶！此亦一大疑情，一大话头。大可一参。

    先民遗产古籍中之有《春秋》、《左传》、《战国策》等著作，诚皆为可读而不可读之书；可读者，以其叙述历史人与事之险阻艰难，情伪得失，波诡云幻，变化莫测，实为壮观。其不可读者，人能观今鉴古而克己为圣为贤为善者难；人而读书而有知识，学足杂济其奸，文足掩饰其过，反而资助于为非为恶者易。由此而知孔子自叹罪我者《春秋》之言，则爽然而尽释疑情矣。

    泛观秦汉以后历经魏、晋而南北朝之历史人物，慧黠者口说《春秋》大义而阴用《左传》、《国策》之权谋者，代不乏人，尤其以魏蜀吴之三国局势，最为显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