珞珈山的“青干班”是一个政治机缘，时间虽然只有一个月，但是它却集结了足以影响若干人前途的社会关系。一九四五年，总统蒋中正的儿子蒋经国，在重庆浮图关中央训练团原址，创办了中央干部学校，招考研究部第一期（奇异的学制、奇异的名称）。这完全是蒋经国私人干部培育中心，那些研究部第一期的若干学生，曾经主宰台湾政坛三十年。蒋经国用人的标准，第一顺序就是研究部第一期的学生（至于研究部第二期，以及普通科学生入学的时候，蒋经国的兴趣已经转移，不再重视）。所以，一九六年代台湾政坛上，有一句谚语说“非干不行”。“干”是个双关语，指你要想当官，非“干部学校研究部第一期”出身不行。蒋经国先生想跟国民党的中央政治学校（稍后改为政治大学）媲美，他效法中央政治学校的架构，既没有在教育部立案（他如果立案，易如反掌，但蒋家父子的作为总是表现出权威凌驾法律之上），又没有冠上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字样，没有人知道这些干部是谁的干部。
“青干班”的初名是“三民主义青年团工作人员训练班”，后来改为“三民主义青年团干部训练班”。蒋经国创办了中央干部学校以后，为了安抚和吸收当时已在全国各地青年团具有实力的“青干班”同学，就把“青干班”改为“中央干部学校第一期”。“青干班”同学经此一改，也就成了蒋经国的学生。学生虽是学生，却到底不是真正的学生，所以当时也有一个比喻：“青干班是门神，开门时在里面，关门时在外面。”不过，“青干班”同学也就在这门里门外，吃一点政治上的零碎点心。
我就在走投无路时，遇到了“青干班”年纪最大的学长李荷先生，他那时候已当上“立法委员”ˇ。他的一位朋友瞿绍华当教育厅人事主任，一纸派令，我就成了屏东农业职业学校的人事员。
屏东在北回归线之南，比台湾北部更接近热带。我到差后第一件事就是去买两件这辈子第一次穿的香港衫，在独自一间的小屋里，安静地过日子。每天上班下班，打算终老天年。可是好像是上天注定的，坎坷的路程不但没有结束，这不过是刚开始，和以后我所受到的灾难比起来，在大陆上那些折磨，实在是微不足道。
我的薪水，除了生活开销之外，添购了一些衣服，还买了一架可以听短波的收音机，每晚上就收听一段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京戏，当然也附带收听几句华南一带情况的报导。当时台湾已经戒严，收音机也不普遍，我每晚开收音机，除了扰乱邻居的安宁外，当然也引起别人的注意，尤其是特务的注意，可是我自己却没有丝毫警觉。
于是，常常地，像在沈阳、北平时一样，向同事们谈论国家大事。尤其糟的是，我特别赞扬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不拿人民一针一线，对撤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军行径，深恶痛绝。恰好报上有一则消息，一个军人没有车票，硬闯出车站，收票员尾追到军营，要他补票，结果招来一顿殴打，使我感到羞耻。晚上，快要入睡时，两个普通装束的中年人进来，很客气地要我前去谈谈。
“去哪里谈？”
“你去了就知道。”
就这样，我被吉普车载到火车站，押上火车，一直驶向台北。押我的人，不但没有语言，在火车的晃动中，也看不清他们的表情。我像木头一样，被夹在中间，满腔愤怒，一点都不知道事态的严重。第二天，天一亮，到了台北，他们把我送到设于青岛东路的台湾保安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一进大门就听到从一排木栅里面，发出哄堂的叫声：
“欢迎新客人！”
我被推进其中一个像兽笼一样的房间，里面塞满了赤背穿短裤的囚犯，我爬到房间的一角，在一个庞大的马桶旁边坐下。
“你犯了什么罪？”有人问。
“不知道。”我说。
“哈！你明明是一个匪谍，怎么说不知道？”
这时候我才有点害怕。
“来到这个地方的人都是匪谍！”
他们指的“匪”就是**，有时候再加上一个“共”字，成为“共匪”，“谍”指的是**的地下工作人员。以后四十年间，“匪谍”两个字成为台湾人民一种最可怕的巫蛊，不小心碰上，立刻家破人亡，身败名裂。就在看守所，我跟一位年龄相若的人，谈得非常投契，他叫杨启仲，是一位中学老师，因为同事在他的宿舍发现一本艾思奇编的《唯物论辩证法》，被送到这里，已经两个月了，还没有问过一次话。
押房拥挤不堪，只能容纳十几个人的兽笼里，有时能塞进三十几个人，大家只好蹲在那里，轮班睡觉。伙食既简单又肮脏，大多数人都泻肚，马桶就在我身边，臭味还在其次，有时还有粪汁溅出来。我无法静下来思索怎么会落得这种下场，陷入我从没有想过的困境，呼天不应，唤地不灵，没有人告诉我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也没有人指引我怎么自救。从每天不断塞进来的囚犯口中，知道外面正大肆疯狂逮捕，一个人因身上插着红花在新公园被捕，一个士官因不小心掉了帽徽被捕，但很多人都是因为“偷听共匪广播”。我胆怯起来，万里渡海，难道为了到台湾断送残生？早知道我应逃回辉县，或逃回息县，反正不过如此！
就这样，我受到漫长的囚禁，没有人问一句话。直到一天上午，守卫叫出去二十几个人，带到大厅，接受审判，每个人询问的时间，大概五分钟。我进去后，台上坐着一位法官，他已十分疲倦了，一脸的不耐烦。我还没有站定，他就开始宣判说：
“阅读非法书刊，为匪宣传，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像五雷轰顶一样，我哀声叫道：
“法官明鉴，我从没有阅读过任何一本**的书，就是在北平的时候也没有。”
“你没有看过，这《唯物论辩证法》是谁的？”法官问。“
法官明鉴，那不是我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