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徐天祥、孙建章三个人（廖衡回他的故乡哈尔滨探亲，稍后也辗转来到台湾），终于穿过山海关，到仍在国民党军控制下的唐山，再坐火车转往北平。这是一个悲凉的下场，我们住在一个朋友介绍的小公寓里，眼睛望着天花板，口袋里空空如洗，肚子开始饥饿。孙建章去投奔在十六军当连长的朋友，我和徐天祥忽然想到，我们以第三军官训练班教官的身份，可以投奔设在北平旃檀寺的陆军军官学校第一军官训练班。于是去了，一个上校组长一看见我们的狼狈装束，就拉下脸来，用拳头敲着桌子说：

    “你们为什么不抵抗？”

    我们呆在那里，不敢坐下。

    “你们为什么不抵抗？”

    徐天祥已经气结，我结结巴巴说：

    “我们是文职人员，不是带兵官。”

    “你还强辩，革命军人就是随时准备牺牲。”

    我回答说：

    “北平朝不保夕，看你去当革命军人吧！”

    说完之后，拉着徐天祥走出办公室。

    维持尊严是要付出代价的，我和徐天祥陷入绝境，只好四处拜访朋友，东一顿、西一餐地维持生活，很快就瘦得不成人形。

    我后来找到一位辉县小同乡，在新六军当少校的常咸六。常咸六不知道害什么病，双目突然失明。我和徐天祥经常到他家（口袋胡同二号），他太太总为我们准备一杯茶，有时也请我们吃碗面条，可是仍难忍饥饿。

    有一次，我和徐天祥在西单马路上，毫无目的地闲逛，我忽然厉声说：

    “你活该挨饿！”

    徐天祥看一下我。

    “你活该挨饿，”我愤怒地说，“你受过高等教育，却喂不饱自己的肚子，你饿死都不足惜。”

    “你说谁？”徐天祥问。

    “我说我。”

    我对饥饿和贫穷充满了憎恨，不能原谅自己的无能。

    我忽然遇到那位连孟德尔定律都不知道，却考上西南联大的百泉初中同学朱光弼。他现在是燕京大学四年级学生，这时候，我才知道他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已变成一个**，是北平地下党的重要人物之一。我就常到燕京大学，跟他对床而眠，听他讲些无产阶级革命的故事。我如果肯洗心革面的话，他答应由地下管道，把我送到城外人民解放军总部；我说我愿意洗心革面，但我不肯到人民解放军总部。

    每天早上，朱光弼都陪我到豆浆摊吃烧饼油条，往往先让我坐下，然后他站在旁边数他口袋里的钱。有时说：

    “只能吃一碗豆浆。”

    有时说：

    “再加一个烧饼。”

    有时遇到财大气粗的日子，他就大声叫：

    “管饱！”

    我这时候就吃一碗豆浆、两个烧饼、两个油条。朱光弼很少自己也坐下来吃，他总是先在学校吃稀饭，因为两个人吃，钱就不够了。

    北平城里，街上人潮汹涌，挤满了国民党军官兵，也挤满了那个时代特有的小贩，手里托着一串银元，在西单徘徊，口中单调地叫着：

    “买俩卖俩！”

    这是钱贩子，从事银元和当时流通货币——金元券——的兑换活动，从中赚取差额，利益十分可观。那时候金元券像瀑布般地下跌：小贩在这个巷口，一个袁大头可以买金元券五亿元，走到另一个巷口时，就可以买五亿五百万元；等他再回到原来那个巷口时，一个袁大头已涨到五亿一千万；到不了晚上，一个袁大头可能换六亿了。

    同时盛行的还有卦摊，每人问的问题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