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东日报》的登记，政府始终没有批准。国民党是一个愚笨的党，它严厉控制报纸的登记，认为可以钳制新闻自由，所以一九四○年代真正中国人的心声，反映在当时的杂志上，而不反映在报纸上。不过，幸而政府没有批准，如果批准，我们的损失将更惨重。

    更大的挫折来自于整个时局的变化，国民党军在东北拥有最精锐、最现代化，而且远征过印度的武装部队——新一军和新六军等，他们从军服到武器，全是美式装备。可是，经过两年内战，东北“剿匪总司令”＊从熊式辉到陈诚，从陈诚到以饭桶闻名于世的卫立煌，甚至身为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中正（后来，蒋中正被选为“中华民国总统”＊），也亲自到东北视察，种种措施和声势，都不能挽救东北的局面。四平街一战之后，守城的陈明仁将军，突然被中央撤职，军法审判。大家已经发现，以蒋中正为首的国民政府，已公然向民心宣战。局势遂像从山顶滚下来的坠石一样，不可收拾，各大城市纷纷被**攻克。最后，偌大的东北只剩下一个沈阳和一个锦州还在国民党军手中。沈阳街头的人数一天比一天减少，不但高官富商纷纷逃亡，连贫苦的小市民也纷纷搭飞机远走北平。

    贫苦小民搭飞机逃难，写下了中国社会史上最重要的一页。设在北平的“华北剿匪总司令部”＊雇用民航公司的飞机，把大量军粮和武器运往东北，飞机回程时，舱位全空，沈阳有些单位就利用这个空舱，疏散他们的员工。当员工疏散得差不多后，空舱依旧，有些人就利用机会，包下空舱，向民间出售机票，从中赚取佣金。

    不管谁申请买票，都要“东北剿匪总司令部”＊批准。以堂堂的“剿总”之尊，竟去处理小民的机票，荒谬得不但使人失笑，也使人震惊。报纸上也有人作温和的攻击，认为“剿总”应该掌握大局，不该过问鸡毛蒜皮小事。“剿总”反应十分激烈，叱责他们是“匪谍”＊的言论，企图掩护“匪谍”＊逃往北平，之后就再也没有批评的声音了。这小故事隐藏着一个大的意义，事实上，“剿总”官员，没有任何大事可做，批准机票就是他们惟一能做的大事。整个军事行动——战略的、战术的、后勤的，以及陆海空军联合作战计划，“剿总”都不经手，而由蒋中正在遥远的南京决定，甚至一个团的出击或撤退，都由他直接指挥。“直接指挥”应该是国民党军在这场大规模内战中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历史上处处可以看到直接指挥的悲惨结局，只是，所有自命不凡的头目，总是喜欢直接指挥，因为，只有直接指挥才可以显示自己的权威和英明，十分过瘾。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日，上午，我贸贸然去北大营第三军官训练班，探听能不能领到薪俸，发现北大营全然一空，官兵们已全部撤退到沈阳市区。息县那次被隔绝在城外的镜头，重现眼前，我大为恐慌，急行折返沈阳，发现街上有一种不同的气氛。回到大东日报社时，厨夫告诉我说，解放军已经进入市区，住在炮子坟（炮子坟距大东日报社只有二十分钟路程）。这时候，我才看到当天出版的《新报》，四十五年后，仍记得它的头条标题：“沈阳城外，共匪不多”。

    我没有心情看内容，只感觉到这样的标题，令人啼笑皆非。傍晚时候，街上已经没有行人，我、徐天祥、孙建章、廖衡，挤在楼上小房间里，面面相对，说不出一句话。一生的努力，一夕之间，又化成云烟。我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了解的新世界，我是一个失败者，而我今年已二十八岁了，我们四个人惟一的财产，只剩下那位将军支援我们的二三十袋面粉，又能坐吃几天？

    第二天上午，解放军大批进城，车队也鱼贯而入，穿着灰色棉军服的男女青年，坐在卡车上挤成一团。解放军中有些女孩子（使我想到“青干班”时一些女同学）还打开胸前的纽扣，让怀抱中的婴儿吃奶。震天的歌声和笑声，一辆一辆的军车在大东日报社前面奔驰而过。我不知所措地面对着他们的欢乐，这幅画面，深刻地印在脑海。

    事实明显，我们即使想苟延残喘地留在沈阳，也不可能。于是，决定放弃一切（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