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皆有母，我独无！”这是我对自己身世的叹息。
西方有一句话：“上帝不能跟每一个人同在，所以赐给他一个母亲。”但上帝并没有赐给我一个母亲。正确地说，是赐给了我一个母亲，但在我最需要母亲的时候，上帝却把她夺回。带我长大的是继母，这位继母是满洲人，她非常漂亮，也绝顶聪明（可悲的是，她只有聪明，没有智慧），没有人比得上她更能说善道。她原来是一个满洲籍官员（河南省怀庆府道台）姨太太所生的儿子的妻子。一九一年代，清王朝灭亡，民国建立，那位满洲官员从高位上跌下来，一病而逝。不久，继母的丈夫也一病而逝，全家只剩下婆媳二人。大概就在这个时候，父亲中匮乏人，就把寡媳娶进家门，也把婆母接过来。婆媳的身份变为母女，问题是，她们到底不是母女。这位可怜的婆婆，孩子们都以北方的习惯叫她“姥姥”。
继母共生有两个男孩跟两个女孩。以我判断，继母一定携带了她丈夫与她公公的全部财产，嫁到郭家。所以，她在家庭中，居于强势地位，颐指气使，没有任何顾忌。因为她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缘故（那个时代所有妇女受教育的机会非常少），她时常对父亲破口大骂，侮辱到祖宗三代。而且，她撒起泼来，简直像一头疯狂的野兽，趿拉着鞋（鞋子被压下后跟，当作拖鞋穿），不只是在家里叫骂，而是到门外大街之上，有行人来来往往的地方，一面走，一面挥动着手，高声叫喊，每一次几乎都是父亲把她半劝半吓，扶持回家。吵闹本应该就这样结束，但是不然，这不过是更大吵闹的开始。她回到家里，仍然继续她的诟骂，愤怒得擂着桌子，把桌子上的东西掷向窗户或掷向墙壁上的字画，砸碎东西的声音和家人围在她面前祈求息怒的声音，使她更觉得自己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反而加倍兴奋，然后再悲从中来，号啕大哭。等到眼泪哭尽或她觉得哭下去已经没有意义的时候，她就干号，干号过久，她会上气不接下气，艰辛地气喘，并口吐白沫，眼看就要毙命，这时父亲总是从抽屉里拿出经常放在那里的“喷射管”（一种可以伸进口腔，把药粉喷到喉咙的管状器材），将一种粉剂（到现在我也不晓得是什么药），喷到她喉咙深处。这时继母脸色苍白，双手与双臂痉挛，骂声渐小，最后变成呻吟。这种闹剧每次都需要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而每隔一月半月，总要上演一次。
夫妻吵架到这种程度，在我心中留下深刻的烙痕。虽然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继母不是亲娘，但对继母的泼辣手段，早生出强烈的反感。除了这种镜头之外，我跟每一个孩子一样，对一个并不知道不是亲娘的母亲，仍充满了孺慕之情。我是多么渴望继母能够抱抱我，亲亲我，喊我一声“乖儿子”。然而，在我的童年里面，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
每一天早上，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被各人的奶妈安置在桌前，吃各人的牛奶和荷包蛋时，只有我没有人理会。我也站在桌前，既饥饿又渴望温暖的心灵，使我东看看、西看看，左跑跑、右跑跑，希望有人也给我一碗，结果当然没有。眼看着香喷喷的荷包蛋和牛奶，进入弟妹的口中，有时候，有些弟妹还拒绝早餐，也没有一个奶妈愿意把它递给我，她们总是自己径行坐下，把它吃光。我眼睛瞪得大大的，呆呆地望着那红红的荷包蛋和热腾腾的雪白牛奶，口水从嘴角淌下来。只有一次，我喊叫说：“妈，我也要吃”。
继母冲过来，一耳光打到我脸上。她愤怒的倒不是我胆敢要求吃荷包蛋和牛奶，而是我的口水，继母认为我没有出息，诟骂说：
“叫炮头（这是开封土话，就是被枪毙的头），你也配吃？”
从此以后，我就没有再期待妈妈会给我牛奶和荷包蛋。每一次，我都是自己用袖子擦干口水，默默地走出房间，仍然饥肠辘辘。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全家孩子，只有我一个人不能吃。
开封街上有一种贩卖江米甜酒（南方叫“酒酿”）的小贩，一根扁担前面挑着一个小柜子，柜子上有一个小小的泥制火炉，炉子右边有一个小小风箱，左边放着若干小碗，柜子下面放有一大罐酒酿和一大罐白糖，后面挑着一点木炭、木柴和一桶清水。在当年，江米甜酒是足以使全城小孩欣喜若狂的美食。小贩经常把担子放在有小孩购买的地方，拉开嗓子高叫：“江米甜酒！江米甜酒！”
兄弟姐妹们只要听到这样的叫声，立刻争先恐后地跑出院子，冲出大门，站在担子边上，用同样的声音高叫：
“江米甜酒，江米甜酒！”
江米甜酒不久就到了兄弟姐妹的手上。我像一个冥顽不灵的小动物，每一次都随着大家飞奔而去，也站在担子前面，高叫：
“江米甜酒，江米甜酒！”
然而，江米甜酒永远不会到我手上，因为小贩明确地知道，弟弟妹妹身上都有钱，吃过后各人都会付各人的，而我身上则从来没有一个铜板。所以我每一次都似懂非懂地，慢慢把手放下，两只眼睛骨碌碌地绕着那热气熏面的酒酿，一直看到弟妹们吃完后付罢钱一哄而散，才自言自语，用脚踢一下地面的小石子，低着头回到我的破床上，直等到几天以后，那种“江米甜酒”的声音再起。
后来有一天，我从别人口中（大概是佣人吧），忽然发现娘亲原来是继母，不但有前夫，而且跟前夫还生了一个女儿。这消息对一个孩子来说，应该是一个晴天霹雳，但我似乎比其他男孩子粗糙得多，并不因这个原因而去探听亲生母亲是谁——也可能是因为那个时候，身边并没有可以探听的人。亲姐姐和继母以前所生的姐姐都已经嫁出去了，没有人能告诉我更详尽的讯息。而我对继母也没有敌视的心理反应，甚至忽然间为继母的未来，忧心忡忡。因为有一次，我去城隍庙游逛，看到“十八层地狱”的一个场景：一个女人赤身**地跪在那里，被两个面目狰狞的小鬼，用钢锯从她头上锯下，把她锯成两半，血水顺着锯口流下，凄惨可怖。城隍庙里的道士告诉我，这是再嫁妇人的下场，凡是再嫁妇人，死了之后，小鬼就要把她锯成两半，一半给前夫，一半给后夫。我被这种残酷的手段吓怕了，连做梦都梦见继母被锯成两半，我深为继母的命运悲哀。但是一个十几岁的男孩没有办法解决继母这种灾难，所以很多次，我从梦中号叫惊醒，束手无策，但是我不敢告诉任何人。因为城隍庙那个景象，使我隐约感觉到：再嫁是一种丑闻，所以我不敢告诉任何人我内心的焦虑。
当然，继母对我并不是没有和颜悦色的时候。记得一个夏天的夜晚，我光着脊梁，趴在院子里一张竹床上，迷迷糊糊乘凉。父亲正要出门搭火车南下去许昌（第八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穿过院子时，关心地对我说：
“快回去，快回房间睡觉，这里会受风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