旦不准许公开辩论，指导原则变成皇后的贞操，不容许置疑，它一定会产生错误。

    我就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父亲郭学忠于樊钟秀被炸死、第八方面军瓦解、反抗阵线失败后，逃回开封，改业经商，从事花生进出口生意。在统一中国的国民党看起来，他是一个北方军阀的残余，政治对他，从此绝缘。

    至于亲生母亲是谁，我不知道，只记得她仿佛姓魏，家住辉县西关，如此而已。我不知道母亲的名字，不知道母亲的容颜，也不知道母亲哪一年死亡。在一个从没有人告诉我生日的家族里，更没有人告诉我为什么母亲年纪轻轻竟然去世。

    而且甚至于一直到小学四年级以前，我都不知道我叫“妈妈”的那一个女人，不是我的亲娘。四年级的时候，我才听到一星点关于亲娘的消息。惟一的嫡亲姐姐郭育英，曾抱着几个月大的我，孤独地站在床头哭泣。育英跟我是一母同胞，她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就嫁给父亲一个朋友的儿子窦清淮。窦清淮长得什么样子，以及窦家情形，我并不清楚。我只和姐夫见过一面，但是没有交谈过一句话。那一年正是反抗军失败后的次年，一天傍晚，一个年轻人仓促地闯到家里来，和父亲在窗下密谈，然后满脸惊慌地踉跄离去。父亲告诉我说：

    “这是你姐夫，有人告他是**。”

    从此就再没见过他，后来听说他终于被捕，在刑场上被枪毙。育英姐一直守寡，带着惟一的小女儿窦芳爱，母女相依为命，直到老死、苦死。

    姐姐是这世界上最关心、最疼爱我的亲人。她比我更是时代的受害者，缠小脚，几乎不识字，使她无法维持自己的生活。她在继母进门之后，首先受到冲击——继母进门后第一件事就是迫使正在读小学二年级的姐姐停止学业，草率嫁人。以后，我回到辉县读百泉初中，欠了附近摊子很多的糖果钱，被债主追逼得无法招架，只好向姐姐求救。我是一个混沌的人，那年，我十四岁，根本不知道姐姐那么样的贫穷。姐姐拿出所有的储蓄，不过一串钱（当时的一块钱银元可以换四串钱），她托人带给我，嘱咐我千万节省使用。这一点钱，根本不够还债，不到两天我就把它用光。那个时候，乡下学生已经开始流行穿制服，制服的最大特征，就是裤腰跟传统式的裤腰不一样，而又是机器对口双线缝纫，跟手工的单线缝纫不同，我非常羡慕那种摩登的长裤。但是，已经中落的家道，供不起我做这样的制服，我天天生气，向已经出嫁、贫穷而又丧夫的姐姐要钱。姐姐没有钱，就亲手裁布缝纫，为弟弟做只有机器才可以做得出来的长裤，对口缝纫是那么样的辛苦，我仍不满意，扔在一边，连一眼也不肯看，惹得姐姐落泪。

    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一九四九年，我被战火驱逐到台湾。四十年后，重返故土，姐姐已于前一年逝世，临死还拿着我这个不争气弟弟的信，叫别人念给她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