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得自求长进

    “一摊泥”同胞，只有一种。“强哉骄”同胞，则可分为四类：一曰功利类，“摸汽车”“铝门窗”“三上吊”“刘玉娘”，都包括在内；一曰事业类，“挑大梁”属之；一曰家庭类，“不放手”属之；一曰灵性类，吾友娜拉女士属之。

    原始社会，是以母亲为中心的，人类只知道有娘，不知道有爹。盖那个时候没有学堂之设，大家懵懵懂懂，认为生孩子乃出于天老爷的恩赐，跟臭男人无关。女人既拥有大批儿女做打手，自然称王称霸。男人孤苦伶仃，形单影只，只好吃瘪。可是到了后来，不知怎么搞的，联合起来，把女人统统挂到家里，规定他们的责任有二：一是服侍丈夫，一是养育小娃。最初，管理还不太严格，臭男人死翘翘，妻子还可以再嫁。稍后儒家大腿之一的朱熹先生提倡理学，把女人踩在铁蹄之下，要她们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给混帐王八蛋，就得跟混帐王八蛋过一辈子，连丈夫老爷把她卖啦宰啦，都不准喊哎哟，喊哎哟就是大逆不道，人人得而诛之。为了预防女人叛变，学问庞大分子还发明了“女子无才便是德”学说，作为兽性大发的理论根据。柏杨先生年轻时，还亲眼见过这场场面，当男人真是舒服，当混帐王八蛋男人尤其舒服。最近美国卡特总统嚷嚷“人权”，学问庞大分子立刻引经据典，一口咬定中国人的人权是“古已有之的”——反正不管你说啥，包括核子武器在内，中国一律“古已有之”。不过男人到底有没有人权，我们不敢说，我们只敢说，女人身上既绑着“七出之条”，恐怕是没啥人权。老奶们唯一的人权，只是为男人活着的人权。

    人权就是要性的尊严。就违反人性尊严的东西必然地要受到反击，而被一扫而光。男人被阉成宦官，女人被缠成小脚，流行而且赞美了几千年之久，如今安在哉。中国科举制度下的知识分子是世界上最乖巧的一种动物，对于生命最刺心的严肃课题，既没有能力沉思，也没有道德勇气反抗，以致没有人敢为宦官和小脚呐喊。而所有的咆哮都是骂宦官天生残种，跟骂女人不守妇道的。而妇道者，臭男人为她们摆的道也。

    话拉太远，反正古代女人都是莎士比亚先生笔下的弱者。中国历史上似乎只有两位值得人们从内心崇拜的女士：一位是花木兰，她跳出了家庭，化装为男人，投针从戎论”。断言价值根源于兴趣，善调和各种不同兴趣，以取得，报效国家。一位是秋谨，她跳出了婚姻，跟她那位酱蛆丈夫离了婚——这本来已够卫道之士脑充血啦，而她又加入了反抗清王朝暴政的革命党，简直是双料叛徒。

    但这亘古以来的两位女英雄，下场却使人沮丧，犹如亘古以来的男英雄岳飞、于谦的下场使人沮丧一样。花木兰女士在身经百战之后，仍涂上口红，穿上高跟鞋，跳到她原先跳出的家庭之中，去服侍男人。秋瑾女士更倒楣，被小报告朋友告了密，绑赴刑场，执行斩决。

    到了中华民国成立，女人纷纷上了学堂，有了“才”啦。儒家理学系统那一套的残余力量，像一条糟麻绳，女人的“才”就是剪刀，把那条糟麻绳剪得柔肠寸断，开始向没有爱情的婚姻挑战。吾友易卜生先生《傀儡家庭》中的女主角娜拉女士，就是这一类的典型。当她阁下抛夫弃子，走出家庭的时候，跟她那位怎么都弄不明白的丈夫有一番对话，说明女人已迈进一个前所未有的境界。我们把这段对话抄在下面，敬请读者老爷参考——

    男主角曰：“你说啥，你竟然把家庭、丈夫、儿女，都一股脑扔掉？你就不想人生在世是怎么回事？”女主角曰：“我不在乎这样，我要为理想献身。”男主角曰：“你疯啦，你要放弃你的神圣义务？”女主角曰：“啥神圣的义务？”男主角曰：“你真的不知道可抗拒的“命运”（斯多葛派）；神的理性（斐洛）等。基督，对丈夫，对儿女的神圣义务？”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