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我们都在说一切问题来自体制，但在现实中，体制变成每所学校、每个人身上的体制。我们的每一举动，直接体现为体制。每次我填表，我就想，此刻我就是体制！
体制最大的问题，就是当它出了问题，它自己恐怕也拿它没有办法。两个月来，教育当局没有人出来辩护或解释教育政策，没有人出来批评我的意见，指出其中的错误。我愿意相信，管理大学的领导层都知道发生了问题。徐友渔点出了根本：他所见识的学校领导，都对教育界的种种弊端了如指掌，私下批评起来，“鞭辟入里”。
其实，看到了，或者没看到，都没关系，就怕不愿意看到，不愿意承认他所看到的。
我相信在当政的位置上，也着急的，怎么把教育搞好？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我的底线是不愿怀疑当局对教育所做的努力，因为我不相信会有任何一个高层领导存心要把教育搞坏。
熊丙奇我曾经问一位小学校长，我们的小学生现在为什么学得这么难？这么累？为什么要做那些稀奇古怪的怪题、难题？他说，只有让孩子见惯了各种题型，才可能确保考出好的成绩。他说，我们也知道这不对，可是这种情况至少在几年时间内不可能有任何改变，上级部门考核我们的是什么，社会考核我们的是什么？是升入好学校的比例，是参加统一测试的成绩，我们只能用这种方法来考核老师。老师的本事，就是教出高分来，否则你就不是好老师。
作者补记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徐友渔在《看陈丹青愤怒拷问中国研究生招生体制》一文中说，陈丹青痛切指出的弊病并不是要有多高明的洞察力才能发现，要有多大的胆量才能说出的，他的同事在私下里同意他的意见，不过，每当他在会议上发言完毕，周围便一片沉默，或者话题随即转换。没有一位领导对他的直言予以制止和批评，个别领导还会鼓励他把想法讲出来。但显而易见，可能不会有领导和他站在一起，为改变现存的不合理状况而斗争。这实在是我们面临的悲剧，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的事业最大、最深远的悲剧。(《看陈丹青愤怒拷问中国研究生招生体制》，徐有渔，《新京报》，2005年3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