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不要一味地说国外这样国外那样。

    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学习西方，简单地说，就是在学美国，因为美国的高等教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是，很多在美国看似能奏效的东西，在我们这里并不能奏效，甚至变得可笑。

    2003年，我按以前的通讯地址联系一位长江学者。接听电话的人，对来电感到十分吃惊：他早已经不干了，又回到国外去了。吃惊的其实应该是我，这位长江学者在国外学术界享有盛名，一年多前回国应聘长江学者，当时他的雄心壮志让我记忆犹新。

    从侧面“打听”到，国内的学术环境很让这位教授失望，周围的同事没人跟他谈学术，谈理想，就谈课题，谈项目，谈钱；没人问他的学术思路，就关心他接到了多少纵向课题、能发几篇论文。管理方式更让他叫苦不迭，在国外“享受”惯了的他，在这里什么事情都得自己干，要房子，跑报销，还有各种会议，真正能用到学术研究上的精力大打折扣。据说，有一次，中午，他正在准备下午的学术报告，领导来电话，要求他下午去参加一个临时会议，是一位重要的上级领导来调研，“务必参加”，并要求他将学术报告改期。他说，重要的活动，在国外是要提前一个月安排的，你怎么只给我一个小时时间来安排？我的学术报告是早就安排好的，怎么能给临时出现的任务让路呢？领导告诉他，是校领导点名要他参加，也就是说，不去不行。

    不去不行。不适应这里不行。

    很显然，用了一年多时间，他还是适应不了这里。走也就成了必然的结局。只因为不像陈丹青先生那样是公众人物，才没有引起多大波澜。陈丹青先生并不“孤单”。

    对话观点：

    正所谓“前因后果”，今日种种问题，我们要去找前因，乃至前因的前因。

    今日中国的乡村只是大量人口，不是文化机体，它没有自己的教育资源，无法自己教育自己，只能等待政府给予教育。

    所谓“国情”，就是外来事物进入中国，会变形，会被叫做“国情”的这么一种潜在的、强大的力量重新塑造，不再是它原来的样子了。

    对话人：陈丹青

    熊丙奇过去二十年时间里，一直没有停止过对重视教育问题的呼吁，包括普及义务教育，解决农村孩子失学问题，扩大高等教育规模，让更多人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等。可现实却令人失望，我们看到，农村的义务教育普及问题超乎我们的想像，初中学生的辍学率很高，新的“读书无用论”又开始出现；高等教育规模扩大，但却丝毫没有降低对高等教育优质资源的争夺程度，片面追求高分、强调识记能力的教育把学生打造成产出分数的机器；在大学里，学生成为生产流水线上的产品，英语是一道工序，计算机是一道工序，专业技能是一道工序，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