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熊先生与十六位受访者剀切痛陈的“大学问题”中，纠缠交错着人与体制、体制与人的复杂关系和深刻矛盾。它的能量以失控与纵容兼而有之的方式，渗透到大学教育的每一层面、每一环节，以至触及人的问题，便归结为体制的弊病；触及体制的弊病，便发现终究是人的问题--在人治与精英的时代，“人”的作用能够左右、塑造，以至颠覆体制，使之改道易辙；在体制主宰一切的今天，则体制有效地把持、控制、及至百般支配“人”，使之就范而合作。今日教育告别了人治的是非与独断，换来精英的缺席与真空，其代价，其效应，是面对庞大的体制，人人怨责，而人人无能为力--除非是那些利用体制、舞弄权谋并堂堂隐匿的人。在这本书中，众多议论者虽然怀揣种种好办法，但我发现，正因为众人明知没办法，即便有办法，也明知谁也没办法实施那些好办法，于是嘤嘤求友，徒托空论。

    我们愿意默认这大尴尬么？在被议论一方，情状恐怕尴尬尤甚：在本书后记中，熊先生说他特意约请了六位国内著名大学的校长参与议论，结果无一例外被婉拒--这一层，我不同情熊先生，而宁愿同情校长们：他们又忙又累，哪里顾得上谈教育？要知道，不是他们在办教育，而是教育体制在“办”他们；他们虽则是执行体制的人，其实每走一步无非被体制所“执行”。或曰：今日校长的权力不是很大么？不，那是受制于行政机器的小权利，不是教育的大权力，不然，为什么贵为校长，都不便为教育本职说几句真心话？

    夏初，我在香山宾馆“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研讨会”中斗胆描述：“今日中国高等教育，有大学，没有大师；有教育官员，没有教育家；有教育政策，没有教育思想；有教学大纲，没有教育的灵魂；有教育的地位，没有教育的尊严。”言过其实么？我但愿自己大错特错：假如大学校长们愿意出面为体制作辩护，我们洗耳恭听。

    而体制恢恢，仍竟有零零星星不甘于无能为力“人”。眼下这本书明目张胆戳穿大学教育这张纸，而且将要付印了。我不敢说这是教育的希望，仅止审慎地看作“人”的希望：半年来，我因辞呈而被渲染的媒体闹剧并非全然虚空，不少有名有姓的“人”迅速给予清晰的回应，如徐友渔、杨东平、顾海兵……还有一位深圳市高级中学科研处的刘伟特意跑来北京对我说：大学还算好啊，有人敢说话，中小学乃至幼儿园的教育其实更糟糕、更畸形、更可怕。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