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限、个人的眼界等等方面的原因，曾国藩推诚为用的领导艺术，也有相当的局限性，把握不好度，就可能滑入妥协、过柔，导致处置外交事务失度，造成国家、民族、百姓利益的损失；甚至滑入迎合洋人或假洋鬼子的胃口，忽视关税、厘金、金钱等方面的争斗，使国家利益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失。比如1862年5月22日，“定茶厘、茶捐新章，亦因奸商挟借洋势，百计绕越偷漏，吾既不能痛惩奸宄，故姑就彼所乐从而立之制。”奸商借洋人的势力，提出过分的优惠政策要求，曾国藩拿他们无可奈何，只好迁就俯从。当时的中国，和西方列强讲究诚信，讲究忠敬，是一厢情愿的事情。阿斯本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不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是东方崛起的新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对于中国都怀着狼子野心，其目的就是把中国变为其殖民地或半殖民地。

    1872年，曾国藩去世。法国发动侵华战争；日本占领东三省与台湾；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烧杀抢掠无所不及。这是曾国藩没有看到，甚至没有想到的。这足以说明，和他们讲忠、信、敬、笃，简直就是“对牛弹琴”、“与狼共舞”。这是曾国藩的悲剧，是曾国藩领导艺术的缺陷，也是曾国藩那个时代的悲剧。我们不能用今人的标准来衡量古人，更不能苛求古人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因为那毕竟不是我们能够主宰的时代。

    曲意和好的策略

    天津教案发生在一八七零年农历五月。当时，天津四处有匪徒迷拐人口、挖眼剖心的传闻。法国天主教仁慈堂出现瘟疫，堂内收养的弃婴有三四十名相继死去。按照天主教的习惯，死婴要在晚上秘密埋葬，不让外面的人发觉。这种不公开的埋葬死婴的做法，让天津人民产生怀疑与猜测，一些谣传随之出现。有人说看见仁慈堂在某日半夜将三个裹有童尸的白布包运出城外；郊外野狗拖出义冢里的童尸，没有心肺，有人指认是仁慈堂弃婴。这些谣言一传十，十传百，愈传愈真。这时，一个名叫武兰珍的拐卖儿童罪犯被天津官府拿获，经拷问，招认迷拐药为教民王三供给。消息不胫而走，天津群情激愤，不可抑止，商人罢市，书院停课。6月21日，天津地方官带同拐犯前往天主堂对质，天津市民不期而至者近万人。他们聚集在教堂前，要求惩办凶犯。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闻讯，要求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派兵镇压。崇厚派了几个官弁去劝阻。丰大业大怒，直奔崇厚的衙门，咆哮辱骂，开枪恫吓，捣毁器物。出门后，遇见天津知县刘杰。天主堂附近发生殴斗，刘杰特来维持秩序。丰大业不问青红皂白，横蛮纠缠刘杰，并开枪射击刘杰，打死刘杰随从高升，丰大业的秘书西蒙也鸣枪威胁。看见打死了人，天津人民怒不可遏，像泛滥的洪水，拉毁法国国旗，焚毁法国领事署、天主教堂和仁慈堂，波及英、美的几所教堂，打死外国传教士和经商者二十人、中国教民三四十人。领事丰大业被当场打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