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社会环境成卓越（3）

    晚清政治的黑暗与官僚的贪腐触目惊心。曾国藩在他的《备陈民间疾苦疏》记载，清朝地方官吏收取过头税，即“截串”，今年收明年的税，其造成的社会危急和严重的政治危机是看得见的。前任收走了后任的税收，后任没有税收，只有逮着老百姓出气。曾国藩严厉指出：“贪吏愈得借口鱼肉百姓，巧诛横索，悍然不顾。”更有甚者则采取“株连”的措施，甲缴不起由乙缴，贫者缴不起由殷实者缴纳。曾国藩严厉揭露：

    江西、湖广课额稍轻，然白银价昂贵以来，民之完纳愈苦，官之追呼亦愈酷。或本家不能完，则锁拿同族之殷实者而责之代纳。甚者或锁其亲戚，押其邻里。百姓怨愤，则抗拒而激成巨案。如湖广之耒阳、崇阳，江西之贵溪、抚州，此四案者，虽闾阎不无刁悍之风，亦由银价之倍增，官吏之浮收，差役之滥刑，真有日不聊生之势。

    这样做的结果是民不聊生，一天不如一天。日子过不下去，就起来抗税。曾国藩清楚看到，农民的抗争起因是由于“银价之倍增，官吏之浮收，差役之滥刑”，把矛头直指各级官吏。曾国藩所记载的情况是很真实的。苑书义等著《中国近代史》记载：

    鸦片战争以前，奸相穆彰阿当国，“门生故吏偏于中外……一时号曰穆党”。他的私党里面旗人最多，外放总督、、巡抚、道员、知府等官，招权纳贿，无恶不作；旗员知府，大多目不识丁，全靠幕僚和家丁替他们搜刮经办。所以那时的吏治更坏，贪风更盛。“为大府者，见黄金则喜；为县令者，严刑非法以搜刮邑之钱米，易金贿大府，以博其一喜。至于大饥人几相食之后，犹借口征粮，借名采买，驱迫妇女逃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