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是哈佛的？”一个说。
“对，我是法学院的，”另一个说。
“真的？哎哟，不简单。中国人过来学法律的不多，能像您这样进哈佛法学院的更是了不起，了不起。”
“这……哪里敢当？混饭吃，混饭吃。请问您是做什么的？”
“我是哈佛商学院的。”
“哎哟，原来是商学院的。商学院排名数一数二，名声在外，难得，难得。”
有人嘘了两声。两人稍停片刻，又相互要电话号码和email地址，以后好联系。其中一个翻了一会儿口袋，摇头说忘了带名片，可惜。
演奏结束后，跳舞开始。我见丁宜圆和赵荣坐在一块儿，也走过去坐在他们旁边。丁宜圆说贺志永想尽办法弄节目，从各处请人来演，不论好坏都请，结果还是没多少人愿意听。
“您有什么资格！你！”门口突然一阵吵闹——是个中年男人的声音，带南方口音。
“您不愿交钱买门票，当然不能进去。不交就算了，请往一边站站，别在门口挡路。”这声音很尖，是刘蕾的。
“我站在哪里关你什么事！你一个黄毛小丫头，怎么蛮不讲理？父母怎么教的？你以为这是中国，可以随便骂人？告诉你，这是美国。站在哪里，这是我的自由……和权力！人权！你懂不懂？我愿意站哪里就站哪里——这又不是你家的地方，对不对？这是美国！”
刘蕾直叫：“谁随便骂人了？你这个人，怎么根本不讲逻辑！保安，保安！”
一场争吵引来好几个看热闹的人。保安大概去哪儿玩去了，桌子空着。中年男人身穿红色带黑条纹的羊毛衫，戴大框金边眼镜，上身粗壮，腿细长。他两腿分开，堵着门口，同时挥舞手臂，越说越起劲：“什么！别人说几句话你就叫保安。这里可是讲言论自由的！言论自由！你真的一点也不懂？你小小年纪，就对人这么粗鲁，随便乱说话，还不承认！这样蔑视言论自由的话，你都能说得出口！告诉你，等将来法制完善了，像你这样说话的人都得关监狱！你以为你在哈佛上学，就很了不起？就可以随便使唤别人？实话对你说吧，你这种人我见多了。这世界还讲不讲人和人之间起码的尊重？还讲不讲起码的道德准则？还讲不讲……”
刘蕾要反驳，丁宜圆和两个学生会的人把她拥到别处去了。刘蕾边走边数落保安：“真正用得着他的时候，就不知哪儿去了！该给他的上司打电话！每次舞会还得为请保安付那些钱……”
几个人目送刘蕾远去了，再看着中年男人。他把手插到裤兜里，在墙上的布告栏前面站了一会儿，然后穿上外套出了大门。
学生会的经济状况看来的确不容乐观。晚会也没意思。楼上唱卡拉OK的房间里，一对恋人站着合唱一首情歌，另外四对分坐在四张沙发上，女生都把头靠在男生肩上。推开另一扇房门，一群人在看春节联欢晚会的录像，我忙把门又关了。再回到舞厅，刘蕾坐在一个角落，接连三个人请她跳舞，她都板着脸，一口回绝。三个人都惋惜地把眼睛转向别的女生。音乐的间隙里，人们在抱怨：“真忙。忙死了。杂事一箩筐……”
“现在学生物不行了。毕业后，现成当教授的工作很难找，只好当博士后。什么叫博士后？就是把博士贴到墙上，一贴几年……”
“别听导师的——他一会儿指东，一会儿指西，牵着你的鼻子转，到头来什么成果都出不来……”
我离开Dudley House往宿舍走，晚会的喧嚣渐渐远去了，冷风盈耳。我觉得孤单。一回到房间，我就摊开纸给方晴写信。这封信我已经酝酿了两三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