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价格为200万美元。这个计算方法比较复杂，但它基本上是一个在经济学界内被接受的估计值。然后再计算各种性行为的染病率，和染病后的死亡率，就可以算出某种性行为后得艾滋病死亡的概率，再把这个概率乘以生命价格，就是各种性行为的成本。他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在美国艾滋病危机最盛的时候，一个男人如果随意找一个女人发生不安全性关系，价格不到一美元，但这个男人如果和另一个男人发生不安全性关系，价格大约是2 000美元。

    双性恋的人很多都会偏向某一种性关系，这不仅仅是生理因素造成的。他们选择伴侣就像是人们选择可乐的牌子一样。可乐有两种，有的人只喜欢百事可乐，有的人只喜欢可口可乐，有的人是两种都觉得不错。最后一种人会怎么买可乐呢？可能是买比较便宜的，或者比较方便买到的，或者正好看到商店里有什么就买什么了。如果一个人一般会更喜欢喝百事可乐，但又没到非百事不喝的程度，但忽然有一天百事可乐变贵了很多，或是很难买到了，买百事可乐的成本提高了，而他又嫌麻烦不想再去辛苦地买一罐百事可乐，那他很可能就委屈自己，买罐可口可乐了。所以，对于那些喝哪种可乐都还行的人来说，最后买了哪种可乐的原因就有很多了。他们会因为买到不同可乐的成本的不同来进行最后的决策。

    与买可乐选择不同的牌子一样，双性恋的人很可能因为和某一种性别的人发生性关系的成本比较高，就选择另一个性别的伴侣。就像是因为百事可乐太贵了的话，就改喝可口可乐了。这个虽然听起来让人感到诧异，但是这在现实生活中也有一定的证据的。比如监狱里同性之间性关系的比例就更高，这很可能是因为在监狱里与异性发生性关系的机会很少，所以双性恋者就倾向于与同性发生关系，甚至那些本来是异性恋的人也开始选择同性关系。而在艾滋病被发现的早期，大约百分之三的人从同性性行为转成异性性行为。这个比例看起来是不高，但是如果考虑到那个时期统计数据中，双性恋者占人口最多也就百分之七，百分之三就是一个很高的比例了。所以，双性恋对性伴侣的选择很可能也是有成本考虑的因素在内的，而不仅仅是简单的基因问题。不过，这个研究即使在经济学界内也还是很有争议的。

    我理解智澄，性取向是不能以正常不正常来评断的。有的人是异性恋，有的人是同性恋，有的人是双性恋。这就像是有的人是左撇子，有的人是右撇子，有的人两只手并用，无非是多数派和少数派的问题。在体育界，左撇子在击剑、乒乓球、篮球等需要近距离搏击的项目中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而网球、足球等项目中，他们也大放异彩地展示着独特性。同样，同性恋和双性恋在艺术文学上的成就让人惊叹。马龙?白兰度、艾尔顿?约翰、柴可夫斯基、列奥那多?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埃米莉?迪金森、维吉尼亚?伍尔芙、沃尔特?惠特曼、威廉?毛姆、三岛由纪夫，都是双性恋或者同性恋。经济学家中，约翰?纳什是双性恋，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也是同性恋。田中芳树说，如果将**狂与同性恋者从历史与艺术当中逐出的话，那么人类的文明便不成立了。

    人生不过一隙，探寻自己，肯定自己，征服自己，是多么的难。但就像是在黑暗的隧道中摸索前行，唯有走下去，终能看见那尽头的光。最后我对智澄说：“只要你内心足够坚强，任何旁物都能消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