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说：“我代表周叔莲 他们向你道歉，那时候我们参加对你的批判，其实你是对的，我们完全错了。”孙冶方大度地扬扬手说：“这个事你们以后不要再提了，人人都有错误。”

    对孙冶方观点的认同意味着吴敬琏否定了之前的计划经济理念，这是在顾准影响下自我反省的胜利，但吴敬琏甚至比孙冶方还要彻底，当后者一遍遍撰写《社会主义经济论稿》，试图修正计划经济的种种弊端时，他已经意识到一条路走到了尽头。

    3．路线之争

    时代悄无声息地推进演变，让身处其间的人们既兴奋又忐忑。

    1976年的一个秋天，吴敬琏骑车走在三里河的一条大街上。经济所的同事胡瑞梁迎面过来，将他拦下，对着他的耳朵，难掩激动地说道：“中国最坏的那些人已经垮台了。”已经47岁的吴敬琏与老胡相拥而泣。这一天，他们已经等了太久。

    “四人帮”的倒台令人燃起新的希望。是年冬天，赋闲在家的于光远 联合吴敬琏、周叔莲等人，在经济理论界掀起按劳分配的大讨论。尽管经常参加诸如此类的会议，但此时的吴敬琏并没有形成成熟的理论，对这个刚走出政治斗争的国家还缺乏把握。他和当时的中国，都迫切需要学习的对象。

    可以肯定的是，苏联式的计划经济道路“此路不通”。社会主义阵营中，只剩下东欧的“市场社会主义” 可供借鉴，学习东欧模式盛行一时。人们很快发现，东欧模式尽管在理论上标新立异，本质上仍未跳出计划经济的大框架。

    茫茫黑夜，中国去往何处？一时间无人能答，经济学家们希望到西方“取经”。送走东欧的同人后，经济所的几位学者得到批准，到西方学习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