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吴敬琏“经济学家的良心”（5）

    已经53岁的吴敬琏前往美国耶鲁大学，从本科生的普修课听起，寻找兴国良策。吴敬琏怀着经济改革的诸多疑问，投入到艰苦的学习中，希望用西方的成功经验，为中国改革寻出一条出路。7个月后，当他携带一套崭新的理论回国时，经济改革已行至微妙的十字路口。

    时值改革路线的第一次大讨论，争论的焦点是采取何种经济体制。当时的语境下，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而“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计划经济”。但之前的经验已经证明计划经济在中国行不通，中国要发展似乎只有采取市场经济，这显然与政治体制有悖。一时间，改革陷入两难境地。

    在有关领导的授意下，马洪 、周叔莲和张卓远等“改革派”决定重提“商品经济”，刚刚归国的吴敬琏应马洪之邀参与撰稿。

    1984年10月，“商品经济”的提法出现在第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决定》明确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结果令马洪、吴敬琏等人兴奋不已，但随着经济的复苏，他们很快有了新的焦虑。

    脱胎于“计划”的中国经济带有很深的历史烙印，一旦不受约束，容易走向过分开放的另一个极端。1985年，中国经济“一放就乱”的毛病犯了。物价飞涨，通货膨胀的趋势日趋明显。吴敬琏等经济学者迫切需要找到病根，对症下药。

    表面看来，物价飞涨的原因在于“价格双轨制” ——体制内外实行两种价格，市场价格往往高于内部价格。从而催生大批倒爷，把体制内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