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到个八层地狱

    晋王朝有清谈之风，把王朝都谈亡，那股谈劲使人起敬。无论大人先生和鱼鳖虾蚧，无论官崽和圣崽，无论武夫或文棍，每天坐在榻榻米上，前面放着一个吐痰用的唾壶（他妈的），手里拿着一柄戏台上诸葛亮先生拿的那种拂尘，或两三个人，或一大群人，一言不合，就谈将起来，谈到兴起之处，把唾壶都打得稀烂。一旦遇到敌手，你不服我，我不服你，便用拂尘猛敲桌子，甚至大打出手，打得“尘尾尽脱”。不过最精华的部分，却不是这些，而是谈话的内容——事实上根本没有内容，只不过在词锋上兜圈子，兜来兜去，不过“杀时间”罢啦。时间统统被清谈杀光，无心管理众人之事，怎能不把政权谈没有了乎？

    然而，在很多地方，“国”和“家”是两个对立的东西，对国家有害的玩意，对家庭却颇有益，清谈便是其中之一。此物固可把姓司马的晋王朝谈垮，但用到家庭中来，不但谈不垮啥，反而能使家庭更为兴旺，更充满活泼和盎然的生意。古之家训，以读书声和机杼声来判断该家的盛衰，在农业的而且是封建的社会，读书声属于恶性补习，正常教育不会逼着孩子回到家里仍死啃书本。真正温暖而兴旺的家庭一定有两种新的“声”焉，那就是笑声和谈话声。有些家庭一进去就好像进了千年古墓，三年五载听不到一声哼卿，那准是一个不知温暖为何物的家庭也。夫妇间的感情，也准是其淡如水——君子之交可淡如水，但夫妇之交如果也淡如水，那股滋味便够消受的。淡如水和甜似蜜是两个极端，夫妇虽和情人不同，不可能整天抱在一起，又亲嘴又乱摸，无休无止地卿卿我我，但却可以一直清谈。或沙发上、或饭桌上、或床头上，谈谈一天不见面时各人做的事，有文学素养的朋友，睹景思情，再谈谈诗词，谈到会意之处，相视而笑，或相偎而报以深获我心的一捏或一拧，情趣洋溢，那才真正是理想的夫妇。

    “看报”是家庭幸福不幸福最锐敏的寒暑表，一个家庭是不是有其可羡可恋的情趣，从丈夫看报的举动上可以推测。西洋有一幅漫画，丈夫在餐桌上一面吃饭一面看报，太太唤他他不应，踢他他不动，大怒之下，整理东西，逃回娘家。老母听说女儿回来，急忙去迎，女儿一见，一肚子委屈，哭了起来，可是抬头一看，不禁大张其口，盖她爸爸也正在餐桌上看报看得津津有味，连她进来都木宰羊哩。呜呼，无论何时，都拿报纸遮死人脸似的往自己脸上一迹，乃是对家庭、对妻子厌倦的信号，对爱情已感觉到淡而无味的信号。试想夫妇二人吃饭，做丈夫的猛看其报，做妻子的被冷落在一旁，独自吃自己的，难堪还在其次，主要的是双方已不开心，如果不恍然大悟，想办法抢救，这种冷清场面，可能发展为一场世界大战。夫妻间离别了一天，见面竟没啥可谈的，也没啥意见可交换的，还说啥“百年好合”。

    柏杨先生有一同窗，大学者焉，在他搞的那一行中，颇有点地位。女儿已嫁，只剩下两老批判实在论的倡导者。曾在哈佛大学任教，后去西班牙、英、，古板人也。有一天我把我的意见告诉他，大力提倡家庭中应风趣横生，并假造一个例曰：“老赵你认识乎，连一句幽默话都当成真的，争辩得面红耳赤。”该同窗猝然应曰：“我这个人就一向严肃，向不跟人开玩笑，包括我的妻子。”呜呼，这句话扫天下之大兴，一个人竟然严肃到家庭床第之间，理该滚到十八层地狱，为阎王老爷挖煤。

    我们再强调一次，爱情乃感情的一种，而感情是变化多端的。柏杨先生早上起来，接到一信，一位妙龄女郎对我甚为倾慕，约请吃咖啡焉（这是每个文人幻想的一幕，我何能免俗），心中自然大乐。然而上午上班，老板训曰：“你这么大年纪还不知自爱，把公家的热水瓶带回家。”心中便不得不勃然大怒（不是大惭，盖这年头流行的是“闻过则怒”）下午有朋友来访，猛往我头上戴高帽，心中则窃窃自喜。晚上有朋友警告我曰：“你以后宜少开簧腔，否则准有未便。”则复大恐，感情如此多变，爱情何能坚硬如铁？人们必须认清这种本质，才有希望使爱情永恒，否则恐怕任你指天发誓，敌血为盟，到时候仍稀里哗啦，打得粉碎。

    爱情既不稳定，想使它稳定，要靠小小情趣去培养，没有不断的和新的刺激，爱情即陷于平庸和俗而不堪之境。于此我们乃发现有一种观念，曰：“反正我们已是夫妇啦，还讲究个啥？”那才是天杀的观念，有此观念的人，就容易成为悲剧或惨剧的主角。悲剧者，像丈夫变了心，或太太跟野男人睡觉，甚至跟野男人跑啦之类。惨剧者，就是我们前面所述的，过着默默寡欢的僵尸生活，青春逝去还不知道是怎么逝去的，一辈子等于一盘锼了的蛋炒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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