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石油钻井之父”。

    因为卓筒井从根本上取代了大口径浅井的陈旧技术，在开凿成本、卤水质量、生产效益等各方面都表现出极大的优越性，所以一经出现便迅速传播，短短二、三十年间就遍布于川南陵州、嘉州、荣州一带，“连溪接谷，灶居鳞次”，星罗棋布，数以千计。

    3、陶瓷业

    陶瓷生产在宋代进入成熟期，宋代陶瓷业完全具备商品生产的性质，而且拥有广阔的海外市场。宋朝的官窑、民窑遍布全国。主要有河北曲阳的定窑、河南汝州的汝窑、禹县的钧窑、开封的官窑、浙江龙泉哥的第窑、江西景德镇的景德窑、福建建阳建窑等七大名瓷窑，和分布在各地的许多大小瓷窑。

    两宋时期的宋瓷主要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日本、高丽、南洋、印度、中亚、西亚等地区。分布在福建路的德化窑和**、厦门、泉州等地的民窑，则是泉州刺桐港大宗外销瓷器的生产基地。在有罗盘针导航的大型“海舶”之上，陶瓷制品既是大宗的出口商品，又是绝好的压舱石。所以“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

    4、纺织业

    随着桑蚕、棉花、苎麻等经济作物产量的提高，两宋时期的纺织业十分发达。广西、湖北、湖南、河南等地都有发达的麻织业。到了南宋时期，广东雷州半岛地区和广西南部成为棉纺织业的中心。两浙和川蜀地区丝织业最发达。宋朝政府还在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设立织锦院，也就是官办的丝织作坊。而相关的印染业也因此发达起来。

    宋朝的纺织业有官营、民营和家庭手工业三种经营形态，以家庭为生产基本单位的“机户”是纺织业的主力。“机户”是一般由家庭成员组成，专以纺织为生的家庭作坊，其性质是**的小商品生产者。据估计，北宋各路约有10万机户。机户有少数住在城市，如浙东金华“城中民以织作为主，号称衣被天下，故尤富。”除此之外，大多数机户分布在广阔的乡村。他们的产品需要居中的包买商集中起来，运到市场销售。每年年初，包买商向机户发放贷款，用于收购原材料和家庭日常生活。到夏秋之际，包买商再从机户手中收购麻布和丝织品，再向外运销。由于生产规模很大，江西、两浙、四川等地都有包买商和机户分布。

    5、造纸、印刷业

    宋朝使用的造纸材料包括丝、竹、藤、麻、麦秆等。四川、安徽、浙江是主要的造纸产地。四川的布头笺、冷金笺、麻纸、竹纸，安徽的凝霜、澄心纸、粟纸，浙江的藤纸等都闻名于世。

    纸张的大量生产与活字印刷术为印刷业的繁荣提供了基础。宋朝的印刷业分三大系统，官刻系统的国子监所刻的书被称为监本，而民间书坊所刻的书被称为坊本，士绅家庭自己刻印的书籍属于私本。东京、临安、眉山、建阳、广都等都是当时的印刷业中心。当时坊刻书中以浙江最好，称浙本，四川次之，称蜀本。福建的刻书以量取胜，称建本，其中尤以建阳麻沙镇最多，世称麻沙本。社会上流行刻书的风气。其中以临安国子监所刻的书品质最好。宋朝的刻书以纸墨精良、版式疏朗、字体圆润、做工考究、传世稀少、价值连城而闻名于后世。

    6、造船业

    宋朝造船技术水平是当时世界之冠。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明州造出两艘万斛（约600吨）神舟。1974年福建泉州出土一艘宋代古船，船体前后分布着13个隔水仓。该船航行途中，即使有一两个隔仓漏水，船也不会沉。这种隔水仓技术，元朝时期经马可·波罗介绍，传入欧洲。

    宋朝的主要造船厂分布在江西、浙江、湖南、陕西等地区。虔州、吉州、温州、明州都是重要的造船基地。宋太宗时期，全国每年造船达到三千三百余艘。到了南宋，由于海上贸易日益发达，造船业发展更快。临安府（今杭州）、建康府（江宁府，今南京）、平江府（苏州）、扬州、湖州、泉州、广州、潭州、衡州等成为新的造船中心。广州制造的大型海舶称为“木兰舟”，可“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舵长数仗，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南宋时代还出现了车船、飞虎战船等新式战舰。

    四、宋元时期的商业经济和城市生活

    宋朝商业繁盛，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每年仅商税收入就达到了1975万贯。为了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宋朝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和银行信用。

    最初的纸币来自民间。宋真宗时期，四川成都十六家富户主持印造一种通用的固定面额的债券，代替金属货币用于商务结算，称为“交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宋仁宗后纸币业务改为官办，并定期限额发行。宋徽宗时期，改“交子”名为“钱引”，并继续扩大流通领域。南宋于1160年(高宗绍兴三十年)改为官办“会子”，包括东南会子（也叫行在会子）、湖北会子和两淮会子三种。与“交子”不同的是，会子以铜钱为本位货币，纸币不仅用于结算，而且可以在官办发行机构兑换同等面值的铜钱，所以是真正意义上的银行货币。会子的面值有一贯（一千文）、两贯和三贯三种，后增印两百文、三百文与五百文小面额钞票。

    商业繁荣的同时，都市化进程也在加速。宋代不仅城市数量激增，城市人口膨胀，而且随着城市商业意义的增加，城市性质发生嬗变。汴京、临安作为首都已是百万人口的世界性大城市，虽然仍是政治、军事中心，但其工商业依然极为繁盛。苏州、扬州、成都、鄂州等一批城市，或因处在经济发达地区，或因位于交通要道，逐步成长为区域经济中心。更值得重视的是，宋代已经出现了少量的生产性工商业城市，如前述浙东金华是纺织城镇；徐州附近的利国驿是冶金城镇，还有常聚十余万矿冶工匠的江西铅山、广东岑水场也是冶金城镇；四川井研县有数万井盐工匠，是盐业城镇；举世闻名的江西景德镇有陶工数千人，是陶瓷城镇。至于广州、泉州、明州还有北方的板桥镇等则是新型的港口城市，泉州“以蕃舶为命”，南宋时“生齿无虑五十万”。

    随着城市的增多、商业的繁荣，加速了农村人口向城镇地区的流动，也加快了城郊茶农、果农向小商品生产者转化的步伐。同时城中兼营工商业的官僚、地主也在增加，而城市手工业、商业和运输业、以及服务行业的发展也需要大批城市非农业人口。这就产生了一个全新的市民阶层。两宋文献中的“富商巨贾”、“冶家”、“磨户”、“茶培主”，还有“行老”、“市头”是城镇里新兴的工商业老板，“裨商细贩”、“杂作工匠”、“百姓绣夫”、“茶博士”、“游手末作”是城镇里的劳动者和无产者。

    宋朝的平民文化随着市民阶层的初兴而得至发展。宋朝的艺术形式，有滑稽剧、相扑、杂技、傀儡戏、皮影戏、说话、杂剧等等。其中杂技就有上百种。宋人小资情节严重，宋词中抒发的感情大多都是抒发那种浅斟低唱的闲情逸趣。宋词的华丽优雅，体现了宋朝稳定的政治局势、繁荣丰富的社会生活。

    中国的茶文化到了宋朝达到了艺术的境界。宋朝的茶不是现在意义上的茶，而是茶饮料。有的要加糖，有的要加盐，要加各种作料的茶。宋人用各种漂亮的、精致的瓷碗的饮茶，茶盏分黑釉、酱釉、青釉、青白釉四种。其中兔毫盏、天目碗等都是当时有名的茶具。民间根据兔毫盏色泽的微妙不同又分称“金兔毫”、“银兔毫”。“轻裘骏马成都花，冰瓯雪碗建溪茶”、“矮纸斜行闲做草，晴窗细乳戏分茶”、“鸡唱三声天欲明，安排饭碗与茶瓶”、“道旁草屋两三家，见客擂麻旋点茶”——宋朝的诗歌里时常渗透着浓郁的茶文化。北宋著名现实主义诗人梅尧臣写出了“七物甘香杂蕊茶，浮花泛绿乱于霞。啜之始觉君恩重，休作寻常一等夸。”的品茶诗。宋徽宗是不合格的皇帝，却是著名的艺术家，他写出了《大观茶论》二十篇文章介绍茶文化。宋代茶文化是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的综合体现，是雅俗共有的文化。

    五、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

    由于西夏阻隔了西北的丝绸之路，加上全国经济中心南移，从宋朝开始，东南沿海的港口成为新的贸易中心。唐朝时期全国仅广州一地设有市舶司，负责外贸事务。宋朝先后在广州、临安府（杭州）、庆元府（明州，今宁波）、泉州、密州板桥镇（今胶州营海镇）、嘉兴府（秀州）华亭县（今松江）、镇江府、平江府（苏州）、温州、江阴军（今江阴）、嘉兴府（秀州）澉浦镇（今海盐）和嘉兴府（秀州）上海镇（今上海市区）等地设立市舶司，专门管理海外贸易。其中以广州、泉州和明州最大。泉州在南宋晚期更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港，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宋朝海外贸易分官府经营和私商经营两种方式，其中民营外贸又占大宗。元丰三年，宋朝政府制定了一部《广州市舶条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贸易法。而各个外贸港口还在城市中设置“蕃市”专卖外国商品；建设“蕃坊”供外国人居住；“蕃学”供外商子女接受教育，政府还专门制定了蕃商犯罪决罚条。现在广州和泉州城内仍然有许多藩客墓，成为当时海外贸易繁荣的佐证。

    史书记载此时与中国通商的国家有：占城、真腊、三佛齐、吉兰丹、渤泥、巴林冯、兰无里、底切、三屿、大食、大秦、波斯、白达、麻嘉、伊禄、故临、细兰、登流眉、中里、斯伽里野、木兰皮等欧亚地区五十八个国家。宋朝出口货物包括丝绸、瓷器、糖、纺织品、茶叶、五金。进口货物包括象牙、珊瑚、玛瑙、珍珠、**、没药、安息香、胡椒、琉璃、玳瑁等几百种商品。宋朝从大量进口货物通过市舶司获得的税收，从北宋皇佑（1049年—1054年）的53万贯，治平（1064年—1067年）63万贯，到了南宋绍兴（1131年—1162年）已达200万贯，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对宋代的繁荣起着重要作用。

    南宋时期，宋朝在与金和大理的交界处设立榷场来互通有无。宋朝出口药材、茶叶、棉花、犀角、象牙等，进口北珠、人参、毛皮、马匹等货物。民间也有大量的走私贸易。由于宋朝铜钱信用极好，因此被大量走私到东南亚和西亚，而当时的朝鲜和日本干脆停止自己铸钱，统一改用宋钱。当时的宋钱相当于金本位时代的美元，是响当当的世界货币。

    元朝在经济上奉行开放的政策，积极鼓励并参与同世界各国的贸易往来，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经济强国。而陆路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空前繁荣，无疑是元朝经济发展的最直接动力。元朝继承与发扬两宋开放沿海与沿江的政策，并且较之有大幅度的提升。例如进一步扩大口岸开放，在口岸城市设立专门管理商业船运及贸易的行政机构。元朝口岸极其繁华，无论是规模还是数量均远远超过两宋时期。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专家学者考证，当时的刺桐港（今福建泉州）是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列的世界两大港口之一。至今屹立在泉州沿海的六胜塔，就是当年引导航船进出的灯塔遗迹。当时的刺桐港港口里船舶相连无边无尽，货物堆积如山。

    在元朝开放的经济政策鼓舞之下，阿拉伯、波斯与印度等地的香料、药材等物质大批舶至中国，以至“来华商贾不绝于途”；而中国著名的丝绸、瓷器亦大批漂洋渡海，甚至远赴欧洲。当时的元大都不仅是元朝的政治中心，还是闻名世界的商业大都市。从运河和陆路，都有大量商品进入这座大都市。来自亚洲各国、欧洲，以及非洲海岸的商队和使者络绎不绝。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沿着时间的纵轴把今天的北京在世界上进行横向比较的话，元大都是北京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这是中国历史上向世界开放的黄金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对世界与世界对中国的影响都是空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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