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俊良步伐稳健地来到了方副组长的办公室。门是开着的，远远地可以看见方副组长背着手正在踱步。他高高的个子，额头突出、眼睛深陷，鼻子又长又尖，薄薄的嘴唇紧抿在一起。看见赵俊良站在门口，他不慌不忙地坐在了桌子后边，打个响指示意赵俊良进去。

    赵俊良端端正正站着。他面对着方副组长显得十分平静。

    方副组长更加平静。他冷峻地像块石头，稳稳地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只是上下观察着赵俊良，两人就这样对峙着。

    这叫下马威。赵俊良不希望给他这样的机会，他主动问道：“方副组长，叫我来有什么事吗？”

    方副组长仍是盯着他看，并不答话。

    赵俊良提醒说：“我正在写批判稿呢。”

    “为什么和工作组对着干？”方副组长终于开口了。

    “没有那个意思。”赵俊良不想过多解释，他相信打小报告的人已经把他的理由汇报过了。

    “你知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廖一民对你的评价吗？哦，还有那个马碎牛和柳净瓶。”

    赵俊良猜到廖一民就是廖局长，他回避了这个霉运局长的评价问题，回答说：“您一定知道，六中第一张大字报是我们率先贴出去的。”

    “我听说你们只是签了个名。”

    “风险是一样的。”

    方副组长露出一个不易察觉的微笑，随即板起脸问：“我该怎么办？”

    这是一个双关语。赵俊良警惕了：“选择正确的方法。”

    方副组长会心地笑了：“如果再给你一个机会，你还建议让黑五类子女坐下吗？”

    “会的。”

    “你可以回去继续写批判稿了。”

    赵俊良去了操场，他需要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来思考这件事。

    “方副组长叫自己到他办公室显然是因为让黑五类子女坐下听课这件事。但他为什么没有批评自己呢？是他觉得无法批驳自己的理由还是没有想好迫使自己就范的对策？不，这不可能！一个成年人，又是作为中学工作组的副组长，他不会仓促行事的；他也不可能没有能力处理如此小的事情。自己对付吴顺的那些道理，在学生中也许能奏效，但在方副组长看来一定是荒谬之极。他甚至不用讲什么大道理，只消问一句‘为什么事先不和工作组商量？’或是问一句‘为什么事后不向工作组汇报？’就会轻而易举地置自己于被动地位；但他为什么不开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