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武两手，“剿”抚兼施，是蒋介石在对待政敌，解决地方军阀势力经常使用并屡屡得手的伎俩。他把此伎俩运用于消灭共产党和红军力量，但却计划落空。

    事例：

    １９３３年，蒋介石调集５０万大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在此前，蒋介石曾四次组织大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均被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指挥根据地的军民所粉碎。这次“围剿”，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的中央排斥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实行错误的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中央红军被迫放弃中央苏区，实行战略大转移（后来成为著名的“万里长征”）。蒋介石这次军事“围剿”得手了。

    蒋介石并不满足这一胜利，他的目标是将共产党和红军斩尽杀绝，彻底予以铲除他说的所谓“赤祸”。在南昌坐镇指挥第五次“围剿”的蒋介石得知中央红军转移的情报后，立即召集高级将领，进行追堵剿灭红军的军事部署。在广东、湖南、广西几省，沿着红军可能要经过的路线，部署了四道封锁线。这些封锁线虽然没有阻挡住红军，但却使红军受到惨重的损失，红军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即在广西和湖南的交界处突破“湘江封锁线”，由出发时的８万多人，减少到３万多人。蒋介石仍不罢休，还在红军前进的方向，或布下“口袋”、或布置很多部队把守关隘、江防，前堵后追，亲自坐镇指挥，中央红军到那个省，他的“行营”就移到那个省，企图将中央红军一网打尽，彻底消灭。

    他哪里知道，此时的中央红军非彼时的中央红军了。遵义会议后，红军有了毛泽东的领导，使蒋介石处处被动，有时还听从毛泽东的调动，毛泽东用兵如神，导演了“四渡赤水”的战争神话。蒋介石在大渡河重重设防，企图使中央红军重蹈太平军的覆辙，让中共领导人成为“石达开第二”，可是，这一梦想又破灭了。

    １９３５年６月，蒋介石对回顾追击红军进行了反思，他在日记中写道：红军“未得全歼，恐遗后患。是乃智虑学识不精之过”。蒋介石这个人是不轻易言错的，看样子他真的感到自己的指挥不及对手。毛泽东等人率领中央红军穿过草地，与在川陕交界处的红三军团会合。蒋介石得知这一情报后，心情忧郁，他感到“追剿”红军已经失败，于是感叹地说：“六载含辛茹苦，未竟全功。”

    此时，日本侵略者在华北制造各种事端，民族危机进一步加重。蒋介石从其利益集团的前途着想，开始作对日战争的战略准备。他想改善与苏联的关系，同时也想借用共产党的力量。于是在继续对红军进行“围剿”的同时，蒋介石想开辟与共产党谈判的路径。于是，他多管齐下，在国内外寻找中国共产党人，以便建立政治上的联系。

    １９３５年１２月，蒋介石为了密谋“与中共接洽，使之共同抗日，并使苏联不利用中日战争以助中共发展”，特密派国民党中央常委陈立夫（化名李融清）带领张冲（化名江帆南），假借欧洲德国、法国、瑞士、捷克、意大利等国访问之名，打算秘密前往苏联。尽管这次行踪非常诡秘，却没有躲过日本特务的视线，日本媒体对陈立夫准备访苏予以报道。蒋介石怕得罪了美国、日本，指使陈立夫放弃访问计划。

    在陈立夫去欧洲之前，蒋介石为了改善与苏联的关系，打通与共产党接触的渠道，于１９３５年４月，派曾担任过自己侍卫长的黄埔系学生邓文仪出任驻苏使馆武官。赋予邓的任务是了解苏联的态度，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建立联系。这一年的秋天，邓文仪弄到一份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发言，这个发言就是他代替中共中央起草的《八一宣言》的内容。中心思想是阐明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核心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邓文仪如获至宝，立即寄给蒋介石。蒋介石从捕捉新的信息中，感到有可能政治解决中共问题。

    于是电令已经到新疆打算回南京述职的邓文仪，返回莫斯科，通过各种关系，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触，进行秘密接触，商谈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的可能性。

    邓文仪回到莫斯科后，与王明联系上了。王明了解到邓的身份及其意图后，派潘汉年出面与邓商谈。潘在询问中得知邓是代表蒋介石与中共接触的情况后，两人开始就有关问题进行商谈。当潘问邓“国共合作抗日，是否是国民党既定的政策”时，邓向潘谈了蒋介石的战略新的动向，说蒋介石想抗日，苦于兵力与不足。“目前国内有实力的只有国共两党，假如能联合起来，像１９２５年的合作，一定有办法。”他还讲了蒋介石开出的具体条件。在潘汉年弄清邓的意图后，王明会见了邓文仪，就国共合作的问题作了进一步交谈。王明认为，国共两党的领导人都在国内，两党谈判以在国内进行为好。邓文仪希望王明回国一趟，亲自与蒋介石进行直接谈判。王明就此事向共产国际报告后，共产国际有关人士表示，南京政府须先交１００万元押金方可让王明成行。因此，王明回国未果。

    蒋介石急于与中共接触，指示陈果夫、陈立夫和宋子文分别在国内寻找与中共接触的管道。

    陈立夫接受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