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蒋介石的精心安排下，蒋氏父子权力交接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有序的、渐进的过程。
事例：
１、选择辅佐“贤相”，为“太子”继位保驾护航。
这是也是一个近似于接力赛的过程，陈诚和严家淦先后对蒋经国接班，进行了辅佐。
陈诚是蒋介石最为器重和信任的亲信。可以说，在辅佐蒋经国继位方面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陈诚与小蒋搭配，辅佐蒋经国从政，实际上从国民党败退台湾前就已经着手做。
１９４７年秋，蒋介石派陈诚前往东北指挥国民党嫡系部队与人民解放军作战，一败涂地。在国民党内引起公愤，在蒋介石的庇护下，受到撤销参谋总长的处分后，１９４８年１０月，被任命为台湾省主席，顶替前任陈仪。陈诚的这一任命，看起来是降职使用，其实，蒋介石是委以重任，把经营台湾，为今后利用这一战略基地作准备的重任交给了他。同时，还任命蒋经国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的负责人，从这时起，陈诚已开始担负起辅佐蒋经国从政的责任了。他在台湾主持政事时，在台湾推行一些改革措施，比如实行三五减租、货币改革、发展教育、振兴民族工业，初步奠定了国民党在台湾统治的基础，也为蒋经国在台湾立足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在国民党败退台湾后，陈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既是蒋介石执政的顶梁柱，又是蒋经国将来继承统治地位的铺路人。他官居国民党副总裁的地位，曾两度担任“行政院院长”，三度当选“副总统”，属于台湾国民党政界的二号人物。如此显赫的地位，在他与蒋经国之间没有发生大的摩擦与冲突。这与“二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陈诚在蒋氏父子权力交接中，属于一个过渡性人物。在蒋经国的政治威权还没有达到众望所归的程度，担负“行政院院长”、“副总统”的实职，还难以统卸众臣时。蒋介石给陈诚委任此重任，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权力真空，给蒋经国平稳接班提供一个缓冲期。正因为如此，他这一角色显得特别重要。这一位置上发生问题，其后果对于蒋氏父子的权力交接的影响是致命的。可能导致两个结果，一个结果是，尽管对蒋氏父子来说是“忠臣”，但才能不济，导致中间连接链条的脱落；是“能臣”但非“忠臣”，有可能大权旁落，这对于蒋氏父子来说，是一个灾难性的结果。陈诚早已死去，盖棺论定。陈诚对蒋家忠贞不二，在上个世纪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美国曾想用陈诚替代蒋介石，以便推行其“划峡而治”，分裂中国的计划，遭到陈诚的拒绝，在陈诚病危弥留期间，他对蒋介石说，美国人不可信。提醒“主子”予以提防，其对蒋家的忠贞可见一斑。他在台湾的政绩也是人们公认的。蒋介石把陈诚放在这个位置，确实比较高明。
把陈诚放在这样重要的位置，如果说蒋介石十分放心，那就把他的心胸看宽了。随着陈诚地位的升高，威望的增大，蒋介石感到一种潜在威胁。在是换掉还是继续留用陈诚，举棋不定时，聪明绝顶的陈诚，以重病在身为由，主动向蒋介石提出辞职的请求。给了蒋介石一个政治权力平衡的机会；当然，此时的陈诚已病入膏肓，自知在世时日不长了，给一个顺风人情，何乐而不为。
在陈诚辞职后，蒋介石提议由严家淦任“行政院院长”。对此举，在台湾政坛不少人不以为然，也有的瞠目结舌。严家淦是江苏人，早年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比蒋经国大５岁，长期从事技术工作，是一个典型的技术性官僚，他显然到台湾时间很早，但长期在岛内默默无闻。提议这样的人担任如此重要职务，似乎不太符合蒋介石用人的标准。
其实，蒋介石用严家淦来填补陈诚留下的空缺，显现出他在政治权术上的老道。经过陈诚的铺垫，蒋经国在组织上、特务政治上的经营，有比较好的基础了。在陈诚之后，他不能再启用“老臣”，也不能任用本事太大、野心可能大的人，否则，可能出现影响权力交接新的障碍。所以，他必须物色一个本事虽不高，但没有野心，没有自己的势力，不会与蒋经国争权夺利的人。严家淦比较符合这样的条件。
严家淦性情温和，生活简朴，从政不太张扬，他奉行八个字的人际关系哲学，即：“退一步想，易地而处”。从这朴实无华的信条可以看出，严家淦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人。他在担任台湾省副主席期间，舆论对他的评价比较低调，称他是“好人，不是好官，是好国民，不是好公仆。”江南先生说得更刻薄，说：“严的才具、建树，连勉强及格都困难。充其量只是一个循规蹈矩的政客，无条件服从的ｍｅｎ。”说归说，批评家可以坐而论道，可政治家要的是政治实惠，当然，既好看又有用，那当然很好，如果不能两全其美，那肯定是选择“有用”的了。
说不定蒋介石所看中的，正是批评家所抨击的。当然，严家淦也并不一无是处，他到台湾很早，在台湾任地方官，跟台湾本土的人士有较好的人际关系，在权力构成的有关方面，其奉行的八个字的处世哲学，有弹性，全球权力平衡；在政治上，没有很强的权欲，可以说在政治利益上是个“中富即安”的人。尽管他政治才能不是一流，只要不争功，不争权，无为而治也行。
１９６３年１２月，国民党中常委会，正式通过了严家淦“内阁”组成名单，严家淦从陈诚手中接下“良相”的接力棒，老老实实地为蒋经国接替蒋介石的权位修路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