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密谋。盛世才自知如果没有苏联的支援，他无法抵御国民党军队的进攻，５月，派其五弟盛世骥陪同张元夫一道乘飞机前往重庆，暗中订下默契，以反苏反共为条件，蒋介石、盛世才达成妥协。

    同年８月，蒋介石派宋美龄、朱绍良、毛邦福等人到新疆，诱迫盛世才，盛臣服于蒋介石，将“六星旗”换成了“青天白日旗”。他摇身一变，成了“反共”斗士。１９４２年，盛世才撕毁与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协议，逮捕了在新疆支持与帮助新疆建设与发展的中共党员及其他们的家属１６０多名，还有其他进步分子，中共创始人之一的陈潭秋、毛泽东的弟弟、曾在新疆政府担任财政厅长的毛泽民等人也被捕入狱。１９４３年，将陈潭秋、毛泽民等人在监狱杀害。

    尽管盛世才由联共转向反共，蒋介石还是想把他拿掉，他曾安排蒋经国到新疆任主席。蒋介石之所以安排蒋经国去担此重任，一方面是想在江西崭露头角的儿子，应该挑更重的担子，如果在内地，安排要职不仅那些元老不服，而且即使自己的嫡系队伍中反对者不会少，放在新疆，作封疆大吏，比较合适。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蒋经国在苏联生活了很长时间，对苏联比较了解，精通俄语，便于与苏联接触，调整与苏联的关系。而且蒋经国在江西搞的那一套，也比较适合于新疆这一特殊环境，用“具有共产党气质的国民党”去消除打着“共产主义”旗号进行封建割据的盛世才的影响，可以起到奇效，可以把盛世才的势力根除。

    蒋经国接受此重任踌躇满志，想在新疆大干一场，为此作了充分准备，他带领一班人马，到达新疆，沿途考察了陕西、宁夏、甘肃。可是正在他为走马上任做准备时，蒋介石让他止住了前进步伐。蒋经国十分纳闷，甚至有些埋怨。他那时知道，蒋介石有他的全盘考虑，还是认为暂时不动盛世才为好，运用驾轻就熟的统驭公式，解决盛世才问题，在盛世才头上增加了很多顶官衔，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新疆省党部副主任委员、新疆边防督办、新疆省政府主席、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中央训练团新疆分团主任、中央军校第九军校主任、西北运输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十九集团军副司令等党、政、军要职，反正是空头支票。就这样，蒋经国未能到新疆赴任。

    评析：

    蒋介石用大军压境，辅之以收买、利诱之策，收到不战而胜的功效。在解决盛世才与南京政权分庭抗礼的问题过程中，有两点处理比较得当，一是不盲动，寻机而作；二是用大军压境，形成强大的压力，并辅之心攻心战和物质利诱。但从整个抗战大局来说，蒋介石把解决盛世才问题作为反共的步骤，企图切断苏联对共产党的援助，鼓动盛世才残害共产党人和其他进步人士，损害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背离了民心，做了亲者痛仇者快的事。

    在国民党政治圈内，很少人没有同蒋介石发生过矛盾，并与之发生敌对关系。这固然有权力诱惑的驱动，因为由剥削阶级独霸的政坛，本身就是一个权力角逐场，台上台下，统领者与被统领者之间，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在政治权力和利益的争夺上，客观上存在着排他性，而这种排他性时常会转化为敌对性。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那就是蒋介石执政理念与执政方式的影响。他对权力的迷恋达到痴迷至狂的程度，专权、独裁，四面树敌。另一方面，蒋介石没有也根本不想建立起政党、政权运作的民主制度和机制，使国民党政治圈内的竞争，几乎始终处在一种无序的、高强力的状态。他所运用的法宝那就只能是权术了，依靠对政治资源的垄断，倚仗嫡系常规军的支持，借助特务政治的介入，把权术玩得灵转，制服了一个又一个的政敌。然而，权术的效用是极其有限的，结果是降而难服，打而难倒；此伏彼起，“亡”后再生，周而复始地循环，构成了蒋介石当权时期怪异的政治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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