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元生为打通云南清军东来之路，先进军凯里，又合攻重安堡。苗众回寨后，乘各地营汛兵力空虚，攻围营汛，阻截运道。于是，台拱、清江、丹江(今雷山北)、八寨(今丹寨)清军诸营同时告急。而八寨协副将军冯茂诱杀已降苗众六百余人，更加引起苗民愤怒反抗，以致起义蔓延到更大范围。

    此时，清军将领哈元生与董芳发生内讧，结果大兵云集数月，旷久无功。乾隆帝继位后，为扭转战局，除继续增调援兵外，下令将张昭、元展成、董芳等，以玩忽职守、贻误军机罪革职拿问。同时，任命湖广总督张广泗为七省经略，重新部署进剿。张广泗认为前一阶段进剿失败原因，在于分兵为战、守二部，致使用于作战的兵力不足。他决定采取剿抚兼施，以抚待剿的策略，先抚“熟苗”，后捣“生苗”，再惩“熟苗”，集中兵力，以整击散。

    十二月初，张广泗到凯里，分兵三路，进剿苗族村寨。凯里一路四千人，由四川督标副将长寿、贵州定广协副将军曾长治率领；台拱一路三千人，由广西左江总兵王无党、贵州黔西协副将康世显率领；清江一路五千人，由张广泗和湖北襄阳总兵焦应林、湖南九溪协副将李椅率领。

    三路清军分别向九股河上、下游和清水江下游各苗寨同时发起进攻。广大苗民堵路、筑城、挖壕、埋签，顽强抗击，但终因力量悬殊，无法阻挡清军围攻。年底，上九股的挂丁、郎川、空稗，下九股的台雄、打革，清水江下游的摆尾等数十个较大的苗寨，先后被清军攻破，苗民死伤惨重。

    乾隆元年正月，张广泗进一步部署围剿苗众：命总兵焦应林、副将长寿统兵留驻已攻占之苗寨；增调古州总兵韩勋、广东高州总兵谭行义、四川川北总兵王廷诏等部，连同原有清军，分为八路，进剿丹江、高坡、羊色、摆调、乌留等地。

    三月底，清军攻破近两百座苗寨。包利被迫率众退入牛皮大箐。牛皮大箐位于黔东南苗疆中心，盘亘数百里，北为丹江，南为古州，西为都匀，东为清江。其主峰雷公山危崖入云，老树蔽天，泥泞没膝。是为易守难攻之处。包利率众将路径挖断，试图据守于此地以图再举。

    张广泗采用沿山筑长墙围困之策，檄诸军分扼箐口，然后四面搜剿。四月，起义军首领包利，于乌糯箐被俘。义军士气大受损伤，加之粮尽援绝，战斗力锐减。

    五月底，清军搜剿牛皮大箐，苗众损失惨重。

    六月至九月，张广泗回军清江、台拱、凯里、清平、黄平、施秉等地，大肆搜剿苗寨，数万苗众惨遭屠杀，一场声势浩大的苗民起义，终被镇压。

    历史上曾标榜“康乾盛世”，而古州苗民为何揭干而起呢？一个盛世，取决于一代明君，雍正和乾隆是两位了不起的皇帝。但由于当时皇帝鞭长莫及贵州这块偏的苗疆，而地方官昏庸残暴，才激起了民愤。

    雍正初年，贵州巡抚石礼哈上奏世宗皇帝说：古州八万苗民愚悍无知，未通声教，应请用兵剿抚。

    如果当时雍正皇帝准奏，古州八万苗民的遭遇更加不堪设想。雍正皇帝却批谕：“古州八万苗人虽未归政化，但用兵进剿，震慑苗众，朕心实不忍，所请切不可行。”

    雍正皇帝倾向德化，遂民所愿。

    雍正六年，雍正皇帝对当时新任贵州巡抚张广泗批谕说：“若仓猝之间协以兵威，未免戕害苗命，且强所不愿，非朕本怀倘或执迷不悟，切勿徒恃兵力，杀伤苗民”

    但鄂尔泰、张广泗之流，束皇帝训诫于高阁，在推行“改土归流”时，“伐山通道，穷搜窟宅”，横征暴敛，烧毁大批苗寨，杀无数无辜苗民，才引爆了这场起义。事后，他们俩人见势不妙，在皇帝面前请求削职。

    这就是惊动朝野的“雍乾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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