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苦国民党外无不良嗜好，所以“望之如三十许人”，虽无道骨仙风干山上，也无盗汗鲜事于床上，人生至此，又安得不乐？天公毕竟疼的是受难之人，竞将坐牢期间，一概扣除不算，故我仍是狼虎之年，做狼虎之事，股市坚挺，形势大好，人生至此，又何必竞选什么国会议员、做什么大官！
写到这里，想到一个故事：兄弟二人，入京赶考，兄中状元，弟弟落第。弟弟先返乡，弟媳不乐。人夜，弟弟语其妻曰：“别以为考上状元有什么好吧！考上后，那话儿就没有了！”弟媳信以为真，破涕为笑，反倒庆幸自己丈夫落第。第二天，偷偷告诉嫂嫂，说哥哥中了状元，可是那话儿却没了，嫂嫂闻讯大惊，惨然不乐。过几天哥哥衣锦荣归，人人笑脸相迎，惟独嫂嫂愁容满面。入夜，哥哥怪而问之，嫂嫂具以实告，哥哥听了，说：“胡说八道！那话儿好好的在此，谁说没有！”于是解开裤子，大势所趋一番，嫂嫂消受之下，破涕为笑。哥哥乃感慨道：“我做了这么大的官，竞赶不上一根鸡巴？”
如今那个党的大官们，不管是黑官白宫，都不是好官，都赶不上一恨鸡巴耳！而他们却一个个扬扬得意，鸟得要死。对他们而言，该是“鸟之将死，其鸣也哀”；对我而言，该是“鸟鸣山更幽”，小如兄，你说对不对？小如兄，在这种到处鸟粪的岛上，孟胡子居然还要在体制内做他们的国会议员，你说孟胡子该不该打？所以对孟胡子，我真“爱恨交并”，一方面未尝不盼他做体制内改革，一方面又盼他根本不承认这种体制至少我个人，我是属于后者的，所以我说过在国民党当道时候，我就要甘心做无政府主义者，做“安那其”，我是不屑于同国民党做任何形式的合作的。承认它的体制，即使反对它，也会有余憾的。所以古代的不合作主义者，第一条就是不奉他所厌恶的政权，只有这样，才算彻底。这点意思，在这岛上，了解的人恐怕不多了，此国民党三十三年大力宣传之功也，三十三年的外压力，足以使匹夫匹妇产生内屈服了。所以大家都习惯性的不疑有他了，习惯性的承认国民党的体制了，老百姓是混蛋，由此可证。
因为看不破这种体制，所以大家每每视体制比鸡巴重要。抢得头破血流、力竭声嘶，实在好笑。郭国基说“国民党把鸡吃了，剩下鸡骨头给我们来抢、来竟选”，真是一针见血之论。虽然郭国基仍不免于抢骨头，但他真的能警觉到这一点，不是洋洋自得，而是满怀悲愤，在国民党体制下抢骨头，抢到了该是志哀，不该是庆祝，肉都给人吃了，他妈的啃着骨头庆祝什么？要知道在这种体制下，“日理万机”实在赶不上“日理一鸡”，不理鸡而去理鸡骨头，真是傻不鸡鸡也！
……
不过，话说回来，孟胡子如当选上“立法委员”，倒是一大鲜事：他会把那些老混蛋们气死一半。孟胡子的戏路极多，前途不可限量。基于一点理由，基于玩世、讽世这一方面的理由，孟胡子倒应该当选，因为他会使“敌人叫，我们笑”。
在鄙视政治以后，“安那其”大可变为“安娜骑”，俯首甘为美人牛矣。信陵君、龚定盫等都走温柔乡路线，我却不如此堕落。美人只在跟我同一战线的才被我肯定，否则的话，她们是落花飞絮而已，我不会理任何不识货的女人。
昨晚山上甚凉，颇有高处不胜寒味道。想当年你在阳明山，我在台北；如今我在阳明山，你又在海外了。你总是快马加鞭，先我一着。想来这都是小马之功，请你特别代我问候她。并请代我问候老太爷、老太太。转告老大爷，说是李敖说的：“你们罗氏父子什么都好，就是一生做了缺德事——把阳明山别墅地卖给张其昀，张其昀盖了中国文化大学，他把这学校办得奇烂无比不必说，他竟把这学校盖得奇丑无比。他学协和医院的中西合壁建筑，但是曲线屋顶与脊饰做得不对，中国建筑学上'反字向阳'与'翼角起翘'的比例都不对，结果单薄得不像天坛之顶，反倒活像戴个大草帽！这种草帽从台北南海路的科学馆戴起，一直戴到阳明山的中国文化大学，真是建筑学上的大荒唐事件！你们罗氏父子竟提供工地，让国民党大官人丑化阳明山，是不是缺德？”
以上是听说你到台湾后，零零星星写的。但是为了怕给你不方便，所以直到你离开台湾，才决定写完这封信。你送的书，都收到了，真谢谢你。
这封信，也许我会在“李敖千秋评论丛书”中发表。其中虽有鸡巴等字眼会被戴有伤风化的帽子，但是鸡巴字眼明见于《红楼梦》，国民党必须得先查禁《红楼梦》，才能采用这种罪名，但是他们总不能查禁《红楼梦）吧？
敖之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九日
谨防被阉
——法院不可割人家的“那话儿”
《明史》宦官传记魏忠贤年轻的时候，跟流氓赌钱，赌输了，居然“恚而自宫”。这四个字，翻成白话是：“一气之下，自己把自己的生殖器割掉了！”像魏忠贤这种自阉的举动，在历史上实在很少有，因为历史上没有生殖器的人，多是被人有计划的割掉；或是不太有计划的割掉，割生殖器者多系他人，极少有人神经兮兮，自动使自己“大势去矣”的。
所以，宦官魏忠贤的自己割生殖器一事，在中国五千年光荣历史上允为创举，同是也是老顽固们足以自豪的“国粹”之一，这当然不在“那话儿”之下。
老顽固们以宦官为“国粹”之一，胡适之也在《信心与反省》一文中讥讽宦官是“我们所独有的宝贝”，这些都是不明历史的缘故。因为宦官并非“我们所独有的宝贝”，在古代波斯，说有这个玩意儿。当时宦官的主要来源是巴比仑，巴比仑要被迫供应波斯帝国宦官或小阉人五百名，还有克尔吉人，每隔五年要供应童男女各一百名，最少的是以资比，每隔三年也要送五名小童男。
外国宦官的生殖器怎么割掉的，不在本文讨论之列，但是其为“被割掉”而非“自割掉”则无可疑。故就这一点上看，魏忠贤又可代表中国文化，自居世界自割生殖器冠军而无愧色矣！
魏忠贤既然荣居冠军，那么亚军是谁呢？我读海明威的一本小说，居然被我找到了：海明威在《胜利者毫无所得》里，有一篇叫做“先生们，上帝使你们愉快的休息”，记一个小男孩，他虽然祈祷，可是仍旧要犯手淫，他不能忍受天主教手淫犯罪观念的压力，最后只好请求医生做做好事，把他的“那话儿”割掉。医生告诉他这是普通的生理现象，算不了什么，当然不肯替他割。最后呢，这小男孩只好自己动手——做了魏忠贤第二！
设想魏忠贤生于今日，或海明威笔下的小男孩生于今日，当然不必做宦官或小童男，他们大可一不做二不休化装成女人，到夜总会去做一番人妖表演，像法国的名“人妖”Bambi，Michaelli，Coccinelle，Zarah，LesLee，TonyApril，Manon等人一样，岂不更因“无势”而利导哉？
在这种由男变女的过程里，惟一主要的困难还是那铅刀一割的手术。这种手术在技术上很容易发生危险，所以古代被阉割者要“下蚕室”。“蚕室”者，密不通风如养蚕之室，怕被阉者着凉而死也。
毕竟时代是进步的，设想魏忠贤或海明威笔下的小男孩生在此时此地，他们若化雄为雌，根本不需要自己动手，只消到台中法院做一次刑事被告就得了！
这话怎么说呢？原来在台中法院，的的确确闹过将男变女的杰作。这个在法院一九六四年侦字第○○○三○六号不起诉处分书里，有这样一行字：被告尤世景女二十二岁业自由
住台中县梧栖镇顶和里梧栖路一六二号
可是事实上的“尤世景”是什么人呢？尤世景不是别人，乃是大名鼎鼎的台中县议员！是道道地地的男人！并且已经五十一岁！尤世景在这个案子里被控以教唆妨害名誉罪，因为没有积极的证据，被台中法院不起诉处分。可是谁想到竟在这份不起诉处分书里，居然使尤世景老来少、男变女！这是何等荒唐的大笑话！试问古今中外的法院里，哪里发生过这么颟顸的大笑话？
这种荒唐大笑话的发生，十足证明了台湾法院内部的腐败，证明了其司法人员的不负责任。
有“英国的孟德斯鸠”外号的那位学者曾说过：“除了把男变女，把女变男，英国国会什么都能做。”现在呢，有七百多年历史的伟大议会所不能做的事，却被我们的台中法院惬惬意意地做到了！
寄语到台中法院打官司的刑事被告吧——“善保尔阳具，谨防被阉！”
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日
长程射精的另一面
我在《禁禁·禁禁·禁》“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二十三期）里，发表《长程射精和中国文化》，谈到台中看守所人犯侯贵生，把精子偷渡，使太太人工授精的事。史通看了，写信给我，他说：
日前报上刊载，被告侯贵生已在押一年六月，但其同居人苏秀惠却已怀孕七个月，一般人都会说，这是女方偷吃野食的，但男女双方当事人却说是人工授精的，而精子是由牢里偷渡出来的！这种鬼话，只能欺骗外行人，对我来说，是绝对通不过的。在司法圈内，尤其是提送人犯的法警，几乎都知道，长年在押的被告，若想给在家的老婆留种，如果人在台北羁押，只要托人在基隆告个民事债务案子，借提应讯，并买通提送人犯的法警，一上班就把人犯从台北看守所提出，然后送到被告家属预定的旅社，幽会一整天，在下班前，送到基隆看守所就可以了。在基隆寄押数日，审理完毕后，再解还台北时，又可如法炮制一番，当然要给法警一些代价。法警收下代价后，不但上车后，即把手铐解除，他们自己一旦出差，只穿便服，所以一到旅社，便与人犯家属打成一片，外人是不知道这档事的。这种弊端，推事书记官都知道，只有法务部的大头目李元簇不知道！
史通是我的难友，在司法界任职多年，狱中见闻很多，他的细述内幕是最有价值的。
侯贵生事件发生后，台中看守所出狱的“阿明”对《自由日报》记者谈话，五月三十日刊出说：“外传在押被告在所内可以和女人'幽会'，'阿明'认为这已不是新闻，侯贵生把精液送出来，让苏秀惠人工受孕这当然轻而易举，就是安排苏秀惠进入看守所和侯贵生约会，也是很容易办到的事。…'后来，苏俊模等一帮人进入看守所后，侯苏两人的力量结合，在里面更可以兴风作浪，因此，在里面开赌场，召女伴，每天加菜喝酒，当然不是空穴来风。”这段“阿明”之言，也可为史通作证。
我写《长程射精和中国文化》，重点不在人工授精真相细节，而在借此讨论“中国匹夫匹妇们的思想型模”，事实上，有办法的人犯似乎不必那么麻烦吧？能够搞到女人，又何必打手铳呢？
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日
神仙也要小便的
我在“千秋评论”第二十三期《钞票·肚皮·尿》里，写过一篇《撒尿歌》，同时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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