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下几条蛔虫就会被母亲告知病好了，可小姐姐打出了那么多蛔虫应该好得比我更好啊？！其结果似乎还出乎了母亲，甚至刘大夫的预料。要不然母亲就不会掺扶着如神仙般不吃不喝，只是没有神仙那般神威的小姐姐再去见刘先生了。

    刘先生措手无策，虽然眉头紧锁，但还是没想出治病的良方来。那个时候乡村卫生所里碰巧有一两个全国，甚至世界都知名的医生并不是稀奇；不象现在，有名望的医生总在大城市、大医院里，这当然不是因为城市大，人生的病也会大的缘故。但刘大夫和所有的医生一样，都有着高尚的职业操守和严谨的科学态度：

    “我没有办法治了，到渔薪医院去看看去。”他平静地说，一幅爱莫能助的表情。

    事不宜迟，母亲又是个急性子，跟正在做小工，被面粉、米尘弄得象一个灰人的大姐杨佳说了一声，跟照顾我的候补小姨杨刻俭交待了一句，或许是几句——要她们对我齐抓共管，向单位领导请假后，就自己步行，让弟弟和小姐姐搭乘上了运米赶渔薪的顺风板车。

    我们那个地方当时没有客运只有货运，而被粮店和供销社占去了耕地的蒋二大队成立了运输大队，承揽了两单位往返于蒋场公社和渔薪区的货物运输。

    几乎天天都有板车列队赶渔薪，少则5、6辆，一到丰收的季节，青一色的一二十辆黄牛动力板车满载货物，特别是秋高气爽的秋季，运载如牛身大小白布棉花包，堆集得象小山包高的车队，似一条巨龙摆开，鞭响、牛鸣、人声鼎沸，浩浩荡荡，好一派热火朝天、威风凛凛，激动人心的场面！

    那时也并不是没有机动车，据我所知蒋场农机站就有好几辆“轰隆轰隆”的拖拉机，有草鞋板，就是如坦克履带的“东方红”，有车头后轮比我高两个还不止的“神州”，但它们不跑运输，专事农田的活儿。

    每次看到拖拉机从我们住房后面的蒋渔公路走过，我和弟弟都要追赶好长一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