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替他进行工作。戴来沪时，必与杜碰面。碰头并不固定地点，有时在华格路（今
宁海西路）66号杜的家里，有时在旅馆中。戴不去上海时，经常通过淞沪警备司令
部侦察大队长和杜联系。侦察大队长由翁光辉、吴廷宪先后充任，自1935年春到日
军占领上海时为止，一直是王兆槐。翁、吴在职时，和杜接触不多，王任大队长后，
常去杜家，联系得很密切，并利用杜的门徒充作帮凶。1945年我在重庆军统局经理
处听到原在上海任王兆槐部股长后来在经理处出纳科任副股长的林洁清说，杜月笙
在上海的徒弟很多，各行各业都有，有的地位很高，有的很有钱，有的是无业流氓，
各租界内都有他的门徒。社当时主要是协助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因为王兆槐
是杜的得意门生之一，同时队里还有许多杜的门生。并说，鲁迅先生出殡时，戴笠
事先据报，宋庆龄和许多反蒋的人将参加执拂，即指示王兆槐派人对参加执拂的进
步人士相机予以警告，并嘱王如人手不够请杜月笙派人协助。王接到戴的指示后，
一面找他们商量布置进行，一面请杜帮助。杜指派了几十个打手交王指挥，王当时
派他为小组长之一。出殡那天，他带了几个队员和几个杜的门徒，担任四川北路一
段的活动。他们混在参观的人群中，看到宋庆龄和许多大学教授执拂，参加送葬的
学生很多，都非常悲愤，高呼口号，有许多学生担任纠察维持秩序。他们看到四川
北路那一段是日本人的势力范围，无隙可乘，没敢动手，几个小组都只好悄悄地收
兵回去。
（二）戴利用杜组织特务武装戴笠自任特务处处长后，逐步扩充他的力量，他
认为搞政治必须有武力作后盾，常对人说：“搞政治必须有武力作后盾，否则是卖
狗皮膏药，不为人所重视。”他看到复兴系的军人如陈诚。胡宗南等都握有兵权，
尤其看到另一特务系统复兴系的康泽，控制了别动总队及禁烟督察处缉私室所属的
巡缉团，为了与陈、康等抗衡，他控制了蒋介石势力所能达到的各省市的警察及在
特务处成立一个特务队（后扩充为特务团）。但他认为警察是军队的附属品，随军
事政治转移的，不以为满足。他知道搞正规军队，蒋介石是不会允许的，所以他想
找机会搞一支实力雄厚的特务武装部队。1936年两广事件平息后，蒋攫得了广东地
盘，派宋子良为财政部广东财政特派员兼广东省政府财政厅长及禁烟特派员，并命
戴协助宋接收陈济棠的缉私机关和缉私部队。戴利用这个机会，将陈的缉私队扩充
为广东税警总团（等于一个师），由他自己掌握。但他认为虽掌握了这个税警总团，
力量还是不够，何况还是地方性质的部队。因此他一心一意地想找机会再搞一支全
国性的队伍。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日战争发生，他就借抗日名义，向蒋介石建议，利用
杜月笙把上海青洪帮的力量组织起来，说是防止日军在上海登陆，万一日军登陆，
就可在敌后行动。蒋批准了这一建议，并指定由戴掌握。戴随即由南京到上海和杜
月笙商议，决定由杜出面召集上海青洪帮的头目杨虎、向松坡、刘志陆、俞作柏等
开会，传达了蒋的指示，并号召他们策动所领导的帮会力量共同组织起来。与会者
一致赞同成立一个苏浙皖行动委员会，推杜为主任委员，戴、杨、向、刘、俞均为
委员，由戴兼书记长负实际责任。戴在委员会成立后，派周伟龙为书记，代他负责
（以后由文强接替）。不久，戴即在该委员会之下，成立一个别动军，保荐刘志陆
为总指挥，下辖5 个支队，第一支队长为何行健，第二支队长为陆京士，第三支队
长为朱学范，第四支队长为张范。每个支队（比一个普通团大）辖4 —5 个大队
（等于营），每个大队辖4 个中队（等于连），每个中队辖3 个小队（等于排）。
人数共约2 万人，都是青洪帮分子。
日军登陆时，别动军一部分士兵激于爱国热情，确曾奋勇作战，有过牺牲。如
大队长廖树东率部和日军作战，伤亡较大，仅余100 多人，犹继续抵抗。在被包围
时，日军劝降，他们坚持抗战，最后廖的两腿被炸断，当敌人来提时，他仍将剩余
的手榴弹向敌投掷，毙敌十余人，自己滚人黄浦江溺毙。
上海沦陷时，别动军退到江浙的浦东、苏南、浙西及皖南等地区。因为本是乌
合之众，没经过严格训练，在和日军作战时，除一部分牺牲外，其余多自行溃散，
所剩无几，曾一度改编为“军事委员会教导团”。旋在皖南、苏南一带收容了由上
海溃败下来的国民党军8000余人，混合在一起，由戴笠报告蒋介石批准，改称“忠
义救国军”，隶属于军事委员会，归军统局领导，从此变成一支特务武装部队。
苏浙皖行动委员会在忠义救国军成立后，无形中停止了活动，但戴以该军官兵
许多是杜的门徒和上海其他青洪帮分子，仍利用杜对这些分子的影响。上海被日军
占领后，忠义救国军有一个支队在苏南，一个独立大队在浦东地区进行所谓“游击
工作”。这两部分的成员中，上海的青洪帮分子居多，戴认为必须加以训练，故电
召这两个部分的干部由上海到香港面洽。那时杜住在香港告罗士打酒店706 号房。
戴到香港后，在铜锣湾湾景楼7 号陈质平（军统骨干分子，当时任军委会西南运输
处香港分处监察科科长，担任戴和杜的联系工作）家中，召集他们开会和聚餐，邀
杜到场对他们讲话。据当时任杜的秘书的郭兰馨讲，当时杜的讲演稿是由他代拟的，
杜在会上替戴起了一定的作用。
1945年6 月间，戴邀杜陪同中美合作所副主任梅乐斯前往东南各地视察，布置
忠义救国军配合美军活动。忠义救国军所属各支队，先后由中美合作所所属训练班
分批抽调训练，全部换发美式装备。那时美军准备在我国东南沿海各地登陆，要忠
义救国军呼应配合，一起行动。戴为了鼓励该军中的帮会分子配合美军抢先占领杭
州、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免被新四军接收，特邀杜同行。杜以其个人的财产和势
力都在上海，也愿同去。他们于6 月25日由重庆出发，经贵阳到芷江，改乘飞机到
福建建阳转往东峰及浙江、安徽等地。我听到当时随戴笠同行的军统局经理处科长
叶世洪说，戴、杜和梅乐斯等到东峰后，在中美所东峰训练班住了5 天，乘汽车前
往铅山与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密商，由顾招待，在那里住了3 天，再赴安徽雄
村中美班，在该班住了十多天。戴到东峰等训练班时，都召集各班受训官兵和驻在
附近的忠义救国军所属支队的官兵讲话。因为驻在雄村方面的支队较多，所以在雄
村班时间较久。戴每次对官兵讲话后，总要请杜月笙讲话。杜每次都讲得很简单，
大意是勉励官兵早日打回上海老家。戴离开雄村班后，赴淳安等地视察军统局所属
公开和秘密单位的工作，回来时杜仍留在淳安协助忠义救国军工作。戴将杜逵副处
长（当时任军统局第一处副处长兼军令部第二厅第三处处长，随戴赴东南视察）留
下暂代忠义救国军参谋长，担任同杜月笙的联系。
戴这次到以上各地，费时一个多月，到7 月底才回重庆。杜月笙留在淳安，直
到日本投降后才离开。
这支特务武装部队，从成立截至日本宣布投降时为止，从未和日军作过战，在
日本投降后，却首先进入杭州。上海、南京等城市，协助国民党军队抢夺人民抗日
胜利果实。
（三）策动陶希圣、高宗武背江投蒋内慕汪精卫于1938年12月间，离开重庆前
往昆明，经河内、香港转到上海公开投敌。蒋介石以汪抢先投敌，同时还因汪过去
和他合谋向日乞和求降，恐江把秘密公开，于他不利，故在汪到河内后，便秘密指
示戴笠派人前往河内杀汪。戴根据指示，派军统特务余乐醒率领行动人员王鲁翘等
到了河内，逾墙人汪寓所，枪杀了曾仲鸣，没能找到汪。汪发表所谓艳电，不久在
日方卵翼下，到南京组织了傀儡政权。蒋于是又指示戴一面派人继续伺机刺汪，一
面派人设法策反随江投敌的汉奸，分化汪伪组织。因此，戴曾派军统局书记长吴赓
恕偕同军委会高参戴静园、开滦煤矿公司上海分公司经理许天民等率领特务10人，
由重庆经香港到上海刺汪。但因事机不密，被汪伪特工总部李士群破获，吴等被杀。
关于策动汉奸脱离汪伪组织，则以军统局在沪组织于1938——1939年沪一区区长陈
恭澎被捕投敌后受到影响，几乎全部被破坏。戴以杜月笙过去在沪的交游很广，乃
电令在港担任华南区区长的王新衡与杜联系请其设法，杜允物色穿针引线的人选。
1939年，杜经徐寄席介绍，与大汉奸高宗武、陶希圣有关系的黄溯初接触。杜
曾两度由港飞往重庆和戴密商，还见了蒋介石。结果把高、陶拉了过来。其经过情
况，我于事后听王新衡谈起过，大致如下：徐寄席和杜月笙都是当时上海市商会的
常务理事，两人交情颇深，徐为敌伪所逼，离沪赴港，住九龙黄溯初家中，与杜经
常往来。黄溯初名群，和徐同是梁启超的进步党人物，又是温州同乡。黄在上海办
通易信托公司失败，避到香港，徐为其料理善后，因此两人私交甚笃。黄与高宗武
及陶希圣都是小同乡，听说且与高有师生之谊。杜因戴托，商之于徐，徐遂引黄见
杜，杜认为可以利用黄到沪策动高、陶投蒋，要王新衡电告戴笠。戴因1938年到港
时曾被香港警务处拘押过两个多小时，不愿再到香港，故邀杜赴重庆商谈。杜第二
天（即1939年阴历元宵节）飞渝，戴亲到机场接到寓所商量，决定着黄立即去上海
找陶、高接头，看其表示如何，如他们愿回头的话，看有什么要求，再请示蒋介石
办理。因此社在渝勾留三天后即回香港，黄便赶到上海活动，杜先垫给了活动费用。
大约过了半个月的光景，黄回港向杜回报说，陶、高看到汪和日本订的卖国密约，
都后悔不该随汪当汉奸，但目前却不愿回到重庆，顾虑当过汉奸，会受到惩处。杜
嘱王将情况告戴后，戴复电说，此事经蒋介石指示邀杜赴渝面商一切，因此杜再次
飞渝。这次杜在重庆勾留五六天才返香港。返港时告诉王说，他飞抵重庆机场时，
戴迎接他到其寓所，第二天由戴代为通报见了蒋介石，蒋当面指示说，只要陶希圣
和高宗武脱离江伪政府，回到重庆，要做官就给他们以相当的工作，愿出国考察就
给资出国，决不惩罚他们，如他们能把日汪密约带出来，还有重赏。蒋并叫财政部
长孔祥熙发给杜港币10万元，作为活动费和陶、高的生活费。这时杜第二次嘱黄去
上海，叫他把蒋的指示转告陶、高，一切由杜担保，同时从10万元港币中发给陶、
高各4 万元。不久，陶、高携带日江密约随同黄到了香港。王又根据杜的嘱咐用电
报向戴报告，同时并派人将日江密约送往重庆。经戴报告蒋介石指示，将密约用陶
等名义在报上公开发表。当时陶已愿意赴渝，而高则请求赴美考察。经戴报告蒋批
准，由财政部发给高美汇5 万元，任其去美。陶不久便飞往重庆，蒋留他在身边工
作，后任中宣部副部长。为了这件事，蒋发给杜奖金法币20万元，军统局发给王新
衡和华南区内承办人员奖金港币5000元。
以上是陶希圣、高宗武背汪投蒋的经过。据严愕声先生说，徐寄廊在抗战结束
后，得任上海市临时参议会议长，即因此番出力的缘故。
（四）杜对戴在经济上的支援戴笠从1939年起，根据蒋的密令加强各地特务组
织监视、限制异党的活动，除了办训练班训练大批特务外，并将军统局内外勤的组
织大肆扩充。他事先并不向蒋报告增加编制预算，即通知军政部军需署增拨，但军
需署每月仍按该局原预算发放经费，以致每月不敷甚巨，临时必须东挪酉借，才能
应付，待到年终，向蒋报销，核准后才由军需署发还归垫。我于1941年春被调到军
统局会计室，主要的工作便是担任领发和筹措经费，当时每月除向军需署请领定额
的经费之外，不敷之数，就向军统局所领导的如财政部缉私署、军委会水陆交通统
一检查处等单位挪借。有时仍感到周转不灵，就向戴反映。这年冬天，戴叫我和会
计室副主任林尧民、张冠夫三人同赴汪山去看杜月笙，和杜商借法币5 万元。我们
向杜说明来意，他毫不迟疑，答应如数借给。当时西安通商银行经理王保康来渝，
住在杜家，杜叫王招待我们食宿。翌晨早点后，便由王将5 万元支票交给我们。后
来我去通商银行付还这笔借款本息，该行经理庞安民说，杜关照过，不收息金。以
后我还独自去借过三次，两次在交通银行楼上见了杜，两次各挪借10万元；过了两
年（1944年夏），在来龙巷范绍增家见杜最后一次挪借，由于通货膨胀，数字达5000
万元。我去范家看杜的那一次，社正在叉麻将，范绍增出来接待我，进入内室。原
来他们5 个人轮换地玩，范正在“做梦”。我候到杜起身“做梦”，将来意向他说
明。他说：“雨农已有电话给我，是我请他约你到这里来的。”接着就把准备好了
的支票交给我。
1944年冬，军统局报告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何应钦，增加编制预算，由军需署
增发。同时并经军需署长陈良批准预借三个月经费以资周转，这样，才没有向杜继
续挪借。
此外，杜月笙在重庆还为军统局划拨上海秘密单位的经费。军统局上海各单位
的经费，原由香港拨汇，自1941年该地被日军占领后，由重庆拨兑，最初是商店和
金城银行等处划汇，所付汇费和手续费很重，且有时不能如期拨到。1943年冬，我
向戴笠反映了情况，戴答复我说，这件事找杜月笙可能解决，等他和杜商量后再告
诉我。过了两天，戴给我说，拨上海的款子已经和杜谈好，杜已交代通商银行给我
们划拨，嘱我去该行接洽。军统上海方面经费由局内华东区会计股经管，这个股由
会计室领导，我偕同该股股长张震到通商银行，该行经理庞安民告诉我说，杜已有
电话交代明白，不烦费神。那一次一笔就划拨法币900 万元，所收的手续费比金城
银行便宜得多。以后由张震经手和该行接洽划拨，每隔半年一次，真到日本投降时
为止。
（五）合组通济公司1943年春，国民政府财政部战时货运管理局经济研究室专
门委员朱惠清向戴笠建议，派人到上海设庄收购花纱布等品运蒋管区调剂物资。戴
认为可行，惟在上海设庄收购花纱布等，必须先找到适当的人才能办通。军统局当
时在沪虽有许多特务，但都在搞秘密情报工作，不便公开活动，且他们都不大懂得
做生意。于是他找杜月笙商量，杜提出了他留在上海的徐采丞及万墨林等，徐、万
和日方特务部门的梅机关早有勾结，可以通过梅机关收购花纱布等物资运往后方。
杜答应和戴合作，戴于是拟了一个由战时货运管理局与杜合作成立一个货运庄的计
划，呈报蒋介石。蒋将这个计划发交给“国家总动员委员会全国经济动员委员会”
核议。当时该会的秘书长，由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兼任，副秘书长为刘
攻芸。孔觉得有利可图，答拟扩大组织，增加资金，由中、中、交、农四行及邮汇
局参加投资。蒋认为可行，叫戴重拟扩大计划，送蒋发交全国经济动员委员会，经
孔办妥批准程序，由刘攻芸通知杜、戴。杜、戴根据这件公文邀集了四行一局的负
责人和货运局副局长王抚洲一起开会，戴派朱惠清出面代表。中央银行出席的是钟
愕（秉锋），中国银行是总经理贝祖治（湘苏），交通银行是钱永铭（新之），农
业银行由张润生代表总经理顾翊群，邮汇局是总经理徐继庄。会上根据默契，推杜
任董事长，钱、戴、钟、贝、顾、徐、朱和杨管北（杜的门客，代表杜）任常务董
事，王抚洲、张润生等为董事，刘秉彝为总经理。资金法币一亿元，原定四行一局
各投资1000万元，货运局2000万元，杜月笙为首商股3000万元。后来货运局的2000
万元由于财政部认为该局是行政机关碍于规定不便投资，没有批准。经杜、钱两人
与戴商议，改由商股投资，把商股改为5000万元，但仍承认货运局有2000万元，无
形中把资金总额增为12000 万元。商定货运局的2000万元毋庸照交，凡通济运来内
地的物资，都交由货运局的卡车免费代运，抵付该局的投资。
通济公司于1943年秋成立，总处在重庆林森路49号楼上。戴派朱惠清以常务董
事名义常驻办公，还派原任货运局业务处处长的林尧民担任总稽核。杜派郭兰馨为
该公司的主任秘书。
通济公司从成立起，到日本投降后为止，由上海购运了两批物资——棉纱和布
匹到蒋管区。第一批纱布共3000件于1943年冬由商丘分公司运到界首，交由界首货
运处处长王兆槐运到西安、重庆等地。运到重庆的，由货运局送到花纱布管制局，
作价8000万元，交给通济公司；运到西安的，作价多少，我不知道。第二批纱、布
共500 件，由淳安分公司交由浙江货运处处长赵世瑞运到金华，被第三战区司令长
官顾祝同扣留，顾打电报给戴笠，请其准予将这批物资留作该战区军用，戴复电说，
这批物资，他只负运输之责，无权处理，须向蒋请示。与此同时，军需署长陈良根
据第三战区军需局的报告，亦向戴提出了将这批物资留作该局军用的要求，戴对陈
作了同样的答复。他一面报告蒋介石，一面叫我面告陈良，要陈向蒋请求批准。后
来，蒋批准交给第三战区作为军用。于1944年夏作价2600多万元（此时法币已比1943
年贬值很多），由财政部办了转账手续。
日本投降后，通济公司由重庆迁到上海中汇大楼（今延安东路上海博物馆），
那时货运局已经撤销，朱惠清和林尧民仍留在该公司工作。
戴笠死后，郑介民继任军统局局长，1946年10月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
郑任局长。1947年夏间，通济公司在上海召集董事会议，郑参加会议，回到南京，
曾告诉我（我当时任保密局经理处处长，主管该局的商业机构）说，通济的董事会，
杜月笙找他出席，会议决定将公司资金折成美金5 万元。公司虽然承认过货运局投
资2000万元，但该局并未实交股款，只以车辆免费代运物资作为抵偿，今该局早已
撤销，我们不占这个便宜，他已向杜表示，该公司的事随杜去搞，我们今后不过问
了。
同年秋，蒋介石今保密局将所属商业机构移交给毛庆祥所主持的“三有公司”
接管。该局在办理移交时，没有把通济公司原来承认货运局的投资额作为该局的商
业机构移交给毛接管，仅在移交清册中，叙明了和通济公司的关系。
（六）戴利用杜在帮会中作桥梁戴笠除利用杜月笙组织特务武装部队外，还利
用杜调解他和帮会中人的矛盾及拉拢四川袍哥。
1。戴曾利用杜调解和王亚樵的矛盾。王是上海安徽帮会头子，原是蒋介石拜把
弟兄，蒋发迹后，对王疏远，王以后进行暗杀蒋的活动，遭戴毒手。戴在杀王之前，
曾两度利用杜拉拢王。
1936年11月下旬，戴笠派原任特务处湖南站站长吴赓恕率领行动人员谷玉林等
前往广州，转赴梧州暗杀王亚樵。我当时任广东税警总团军需处长兼广东缉私总处
会计股长及军统广东区总稽核，戴来电命我协助吴工作。吴抵广州后，由我拨给用
费毫洋券1000元，并代向广东缉私总处商借缉私小舰“广凯”一艘交吴使用。吴在
梧州中央酒店将王暗杀后回到广州时，告诉我说，王亚樵于福建事变失败后，托人
向蒋说情，蒋交给戴笠任用，叫王和戴接洽。当时王住在上海，戴以王是蒋过去的
拜把兄弟，又是安徽帮中的首领，于是由南京到上海先去看王。但王以戴的地位不
高，对戴非常傲慢。戴乃请杜月笙从中斡旋，由社以上海帮会首领的身份，在新亚
酒店请王吃饭，并请黄金荣、张啸林等作陪，替戴拉拢。王仍提出要做淞沪警备司
令，作为条件，并表示不愿居戴之下。戴将王提出的条件报告蒋，蒋不答应，又趋
破裂。后王于1935年11月间组织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刺蒋未遂，而将汪精卫击伤。
这件事发生以后，蒋答应王以前提出的条件，叫戴找王接洽。戴得知王有一次由香
港来沪，又请杜月笙找王接洽。但王恐蒋借机收拾他，没有答应，离沪去香港。以
后戴侦知王与桂系接触，报告了蒋，经批准将王秘密杀死。起初拟在香港下手，已
由陈质平勾引和收买了王的老婆金石心作内线。同月中侦知王由香港潜往梧州，住
在中央酒店，故派吴来主持暗杀王的工作。吴率领谷玉林、李修凯等在王的卧室将
王枪杀，即乘广凯舰返广州。吴赓恕的以上谈话，是戴笠利用杜月笙调解帮会中人
矛盾的一例。
2。戴利用杜拉拢四川袍哥。1938年冬，军统局随蒋政权各机关由武汉、长沙撤
到重庆后不久，戴笠以蒋管区后方各省尤其是四川的袍哥势力很大，拟仿照以前设
立苏浙皖行动委员会的成例，进行控制和运用。他得到蒋的批准在国家总动员委员
会之下，成立一个全国人民动员委员会，由军统局领导。该会的主任委员由戴兼任，
拉杜为常务委员，会址设在重庆戴家巷1 号。
该会在重庆的工作，主要是与青洪帮的各头目联系。杜月笙由香港到重庆后，
戴利用他和四川袍哥头目联系。杜家在重庆南岸汪山，杜进城时常在来龙巷13号范
绍增家借赌博场和四川袍哥头目联系，替戴拉拢关系。他一进城，必打电话通知戴，
有时还到曾家岩151 号戴的寓所晤谈；有时戴去交通银行楼上访杜，戴知道杜在范
家常和范绍增、康心如等赌博，时值重庆有赌博禁令，戴怕碰上他们赌局不方便，
所以很少去来龙巷访杜，而且还授意重庆警察局侦缉队暗中保护他们。侦缉队队部
同在来龙巷内，距范家不远。杜等每次在范家赌博，车辆盈门，深夜始散，侦缉队
明知道屋内局面，决不进去，而且加派队员在外巡逻，装做维持交通，实为保护赌
博。1944年秋，当时任侦缉队队长的军统分子谈荣章，邀我和军统局人事室主任龚
仙肪到他家吃豆花，龚和谈开玩笑地说：“荣章，你队天天在外面抓赌，为啥子融
壁范家的大赌不去抓？”谈答说，戴笠曾郑重交代过，杜月笙去范家玩牌消遣，结
交四川朋友，嘱他好好地保护，他怎么敢派人去抓，还要派人去保护呢。
（七）日本投降后在上海的勾结1945年吕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蒋介石急
于控制掠夺财富的目的地。但是他的嫡系部队大部分都在西南山区，他除令敌伪军
在原地驻防，拒向人民武装投降外，并依靠美国的飞机、运输舰等赶运部队分赴华
东、华北、东北各地。同时他着戴笠赶到上海与周佛海勾结，指挥一切可利用的特
务武装部队以及当地的各种敌伪力量阻止新四军进入城市。戴在上海首先成立一个
军统局及中美合作所联合办事处，派中美合作所参谋长李崇诗兼任办事处主任，他
自己经常在沪指挥。此时，杜月笙也回到上海，和戴往来很密，他们勾结的事实很
多。我因当时尚在重庆，所知道的较少，仅就我经手的两件事实，记述如下：1。杜
利用戴收回杜美路（今东湖路）70号房屋借给戴用作军统局与中美合作所联合办事
处。这所房屋，被江伪财政部占为上海办事处，因房子被敌伪占过，而杜过去尚欠
的半数建筑费未付清，恐作敌伪产业处理，故借给戴用，不收租金。1946年1 月底，
戴由上海回重庆时，曾对我说，上海办事处的办公房屋，原是杜月笙的，他借给我
们用，不收租金，我们要替他维修，将来交还时，要修好交还给他。因此，军统办
事处惜用时，找陆根记营造厂修缮，并搭盖汽车房一大间，到1946年8 月间，该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