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之中，见到久违的温床暖被，当真觉得恍如隔世。季玟慧又喂着苏兰吃了一些流食，几个人便早早的熄灯睡觉了。
次日醒来我们几个商议了一下，觉得此地不能久留，苏兰照这样昏迷下去总不是办法，还是要尽早到大城市里及时就医才行。
于是我又请求关大爷帮我们找量汽车，能把我们送到附近的县城就行。但路费我们的确是没有，只有一块手表给老人家留作纪念，等我们回京以后，一定把住宿费和车费一并给老人家邮寄过来。
关老汉说你要是再说这话俺就不给你找车了，俺们乡下人不像你们城里人似的，动不动就提钱。你们有难了来找俺老汉，那是给俺面子，俺帮着你们也是给你们面子，绝不是为了那俩破钱儿。你们等着，俺这就给你们找车去。
不一会儿的功夫，关大爷喜滋滋地回到了家中，告诉我们今天是你们的吉日，正好有一辆车要去兴华乡里送鱼，你们可以跟着那个车过去。不过你们为啥这么急着要走？俺还打算跟你们好好地多喝几顿哩！
我说您老的心意我们领了，我们也会永远记住您的恩惠，但是我们和队友失散的时间太久了，怕其他队友着急，所以得赶紧和他们取得联系。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一定会回到这个美丽的村庄，再好好地拜访一下全村的乡亲们。
临走的时候，关大爷还倒给了我们500块钱作为盘缠，直把我们感动得热泪盈眶。我跟关大爷要了他儿子单位的地址，说是平时来往个书信什么的方便一些。一番道别之后，我们终于踏上了回家的旅途。
我们乘坐的汽车是那种正宗的农用货车，驾驶室里只能塞得下季玟慧和苏兰两个女人，而我们三个则和车斗里的一桶桶鲜鱼挤在一起，那难受的滋味就别提了。
车行一日，傍晚前我们到了兴华乡，跟司机道谢之后，便各自分道扬镳了。
我们在乡上随便找了一家小旅社，然后胡乱吃了几口东西。吃饭的时候，我把下一步的计划构思了一下。
饭后，由我出面给白教授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我们这边出了很大的问题，现在行李和设备全都丢了，而且还有人受了重伤，电话里面说不清，总之现在需要一笔钱供我们看病和回京。我们身上的银行卡、现金和身份证全部遗失，所以只能派人给我们送现金过来，银行汇款是行不通了。
至于周怀江等三人死亡一事，自然不能在电话里面告诉他，一来是在电话里面说不清楚，二来也是怕隔墙有耳，万一有人把我们给举报了，那可是吃不了兜着走。只能等回去以后再想办法让他知晓，到时怎么处理就看他的了。
这次白教授是为了自己功绩才暗中私自组建了考古队，根本没有政府的批文，听说我们出了这么大的岔子，他必然要担心自己受到连带责任，肯定不会拒绝我的要求。
不过他说我都不知道你们现在到底在什么位置，而且就算是我现在出发，到你们那里也要两三天的时间，恐怕会耽误伤员的病情。这样吧，我联系一个东北的老朋友，看看他能不能给你们送些钱过去，你们等我的电话。然后记下了我们所在的具体位置以及旅馆的电话号码。
半小时后，他回电话说已经联系好了，明天中午会有一个姓李的人去给你们送钱，一定要先把伤员治好，有什么事等回北京以后再说。
次日午后，果然有一个中年男子来找我们，那人自称是李教授的儿子，受白教授的委托来给我们送钱。他递给我们一个信封，然后有一搭无一搭的闲扯了两句，便开车离开了。
信封里装着5万块钱，应该足够应付眼前这些事了。于是我赶紧雇了辆车，把我们一路送到了塔河县。
在县医院里，苏兰得到了全面的检查，医生说她是因为头部神经受到重度刺激而导致了长时间的昏迷，但由于我们保护的还算妥当，她身体上并无大碍。只是他们的医院医疗设备比较落后，不能对她进行进一步的治疗。如果想让她尽快苏醒，还得去比较权威的医院做更加全面的检查和系统的病情分析。
事已至此，我们确实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只能回京后再作打算。好在苏兰的性命算是保了下来，回到北京后，应该能有办法把病治好。
鉴于苏兰的情况比较特殊，所以我们无法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于是我又雇了一辆非常舒适的商务轿车，给司机1万块钱让他把我们送回北京。这价格至少超出正常价格的两倍，那司机自然乐的合不拢嘴，一口就答应了下来。
临行前，我给关大爷的儿子打了个电话，把此前在他家借宿的事情讲了一遍，然后让他把银行账号给我，我给他把钱汇去，让他转交给关大爷和关大妈。
他起初说什么都不肯告诉账号，说这事要是被他爹妈知道，肯定会劈头盖脸地骂他一顿。我说我实话告诉你吧，我们其实是缉毒大队的刑警，因为追击一个毒贩才不小心遇险了。当时因为任务在身，所以不能把实情告诉你父母。
现在犯人已经抓住了，政府出了一笔奖金，也算对你父母的一种奖励。这钱你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留在我们手里算怎么回事？到时人家要说我们贪污我们都解释不清。
关大爷的儿子半信半疑，但还是受不住我一再催促，这才把银行账号告诉了我。
我把剩下的三万八千块钱分成了两份，一份三万的全部存进了关家的户头，剩下八千块钱就用作一路上的资费使用。
我们所在的地方距离北京两千多公里，一路上晓行夜宿，直到第四天头上，这才终于回到了北京境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