骗局的始作俑者

    两个关于欺瞒的故事，背后一定有着我们无法尽知其详的可怕的“关爱”。

    北京有一个很闷骚的“老男人饭局”，我偶尔参加一下。有一次聚餐搞得像是地下党接头，我手机里的提示短信是：进某某胡同50米被墙拦住去路就右拐到了公厕左行5米再右转10米??那是一家比耳朵眼儿大不了多少的云南风格的餐吧，老板兼任伙计还偶尔下厨。她不到三十岁的样子，眉目清秀，戴着文质彬彬的眼镜，看上去与前述三个工种都不搭界，倒是很符合她母亲依然以为的那个职业—这女孩原本在福利优厚的政府部门做公务员，这成为家人骄傲的资本。女孩因无法忍受机关生活，瞒着身在外地的家人在幽深巷子里开了一家小店，过着辛苦而自由的日子，几年下来，她一直制造着仍工作于政府机关的假象，免得家人受到“巨大伤害”。

    也是在那次聚餐的时候，朋友张立宪讲起另一个故事：他认识的一个女孩，奉家人的旨意去英国留学，待了一个多月就厌倦了。她逃回国内，却不敢告诉家人，于是想尽各种办法蒙骗，显得自己仍在英国，这种艰难的表演持续了很久。

    这是两个关于欺瞒的故事，但背后一定有着我们无法尽知其详的可怕的“关爱”。

    我的故事不如她们的有特色，但也可以归为对家人关切怀有恐惧的那一类。2002年，父母与我一起在广州生活。春节前，《南方周末》照例要搞盛大的团拜会，我就和父母一起参加了。团拜是在一个粤式海鲜酒楼，那宴席的档次，比我给父亲办70寿辰都要气派，报社同仁轮番敬酒，搞得父母受宠若惊；抽奖环节的奖品价值从八百到两万不等，领导为家属派发的利市（红包）沉甸甸的，母亲离开酒楼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竟然有1000元，她和父亲都有些惊讶。

    自从我1998年丢下铁饭碗又离开家乡，父母就一直把我当一个流浪汉来同情着，忧虑着。真的要感谢《南方周末》，那气派又慷慨的团拜会抹去了父母心头的愁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