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霾重重的天空中，游走着闪电的瞬间，三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以他们无与伦比的悲壮和惨烈，体现着人性中往往被多数人忽视的一种境界。总有人在这橱窗前稍加停留，向这幅罕见的名画投去匆匆的一瞥。但他们都不会逗留太久，就像不会有人因为韩起科此时的哽咽，埋怨，沮丧，懊恼和无奈，因为他的郁闷和绝望，而改变自己作为新一代“风雪夜归人”的行程……更不会因此而改变这黑夜里亮灯窗户的数目和它的亮度，改变那些摩天大楼的姿态，当然也不会去改变任何一盏灯下正在发生的笑语和龃龉。世界还是世界。人们还是人们。生活还在照常进行。路必须靠你自己去走。有别人走的，就应该有你走的。就看谁能坚持到最后……哽咽终于慢慢平息了下来。这时，那个也就三十来岁的小店主一手端起饭碗，一手用筷子指了指他，嚷了一声：“嗨，哥儿们，别在雨地里站着啊。你不怕淋。我的电话机还怕淋哩。”他一哆嗦，才觉出，自己拿着这话机，竟然一直站在短促的屋檐外，也许是在有意寻找一种冰凉吧。他忙道了歉，缩回到屋檐下，跟电话那头的“薛姐”说了声：“我没事。一会儿，再跟您细说。”便撂下话机，付了话费，上前边又找了一家兼营公用电话，又卖面食的小饭铺，进店堂安安生生地坐着，重新拨通“薛姐”的电话，很平静地向她说明了自己被空调售后服务部“解雇”的经过，并再三强调，这很正常，没事儿。自己已经换了四五个工作了，再换几个，大概就可以稳定下来了。到那时候，一定去看她。然后就挂了电话；等了十来分钟，见“薛姐”没再呼叫，便去要了一大碗撒了青蒜碎末的羊杂汤、两个贴饼子，再加一碗白皮面、一碟油泼辣子和两个生蒜头，用筷子搅着，稀里哗啦地吃了起来。这时他才觉出自己是真饿了。那羊杂碎汤和青蒜末儿是真香。
那油泼辣子是真够劲儿。一切都那么的过瘾。这时，他才想起，自己已经有两天多没进一口热食了。
多少会有些“蹊跷”
回到那间六平方米的小屋跟前，掏钥匙去开门，那门却已经是虚开着的，再推门一瞧，屋里居然坐着两个穿警服的人……
吃饱喝足。（那小饭铺里的羊杂碎汤，其中的“汤”，是可以免费添加的。末了，他还破例要了二两散装老白干，皱起个眉头，下了个决心，端起酒杯，一仰脖梗，一口全出溜了。）满脑门的晕热，满天的雨夹雪还在淅淅沥沥噼噼啪啪地响着。摇摇晃晃地回到那间六平方米的小屋跟前，悉悉索索掏钥匙去开门，恍惚间发现那门是虚开着的。他呆了一下，想想不对头，这才吃惊起来。因为他知道自己从来就不是个马虎大意的人，现在又独自一人在省城漂泊，出门关窗上锁，走道看右防左，是既定养成的习惯。这门是怎么打开的？谁打开的？我没喝糊涂啊。出事了？他定定神，推门去瞧。屋里当然没开灯，但凭着从窗户子里透进的那一抹微弱的路灯光，他还是看到了床沿上居然坐着两个穿警服的人。再仔细一看，还不是警服，是那种灰兔皮似的保安服。他忙后退，让自己一脚留在门里，一脚却退至门外，然后压住酒的晕热和心的惊颤，低声问：“你们是谁？”“你说是谁咧？”其中一个大高个儿一边起身，一边嬉皮赖脸地笑着反问。那声音听着耳熟，却一时间还是想不起来他们到底是谁。他一边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一边忙伸手去门框旁摸索灯绳；拉亮灯再看，嗨，还真是熟人，是那个空调售后服务部的。那大高个儿是服务部的一个小头目，也是个“打工仔”，但管着一帮子保安。这小子一直住集体宿舍，曾跟他借过这小屋的钥匙，说是要上这里来“会一个刚谈上的女朋友”。后来这钥匙一直没还。听说韩起科被解雇了，这小子今天带了个保安方面的朋友来，想把韩起科介绍给一个新公司，也去当保安。
那天，韩起科几乎没怎么犹豫就应下了这份差使。他只是问了大高个一句：“我底子潮，给人安空调都不要，还能当保安？”大高个告诉他：“那家公司好像知道你的情况。但人家老板政策水平高，肚量大，就是不跟人计较这些。现在就有这一号老板。你就别哆嗦了。”韩起科追问了一句：“真的假的？”大高个立马不高兴起来，指着韩起科的鼻子骂道：“我操，我蒙你干球啊？”韩起科忙点点头，陪着一丝笑说道：“那就多谢了。这小屋的钥匙你就继续留着使吧。不过，有两件事，还得请你老哥多包涵。一、每回带女朋友来，最好再带个备用床单。考虑环保的需要，临走前，务必把你们各种各样的遗留物品帮着收拾净了。二、千万别每回都换新人。这样闹不好会给左邻右舍造成一种印象，好像我这小屋是专门用来容留卖淫的。最后搞得派出所那帮爷们再来找我麻烦，我可承受不了。小弟我底子潮，蹲过十年大牢，胆儿小。您大哥千万多包涵。”大高个哈哈大笑，拍着韩起科的肩膀头，满口应承了下来。
也许真是那家公司老板的政策水平高，不计较起科有前科“底子潮”，在韩起科战战兢兢地渡过了试用的两个月后，他不仅没解雇他，还正式录用了他；不仅正式录用了他，还把他一家伙调到了公司营销部做了营销员。那天晚上韩起科又一夜没睡着。第二天早早地到公司在经理室门外等着了。见到那个同样很年轻的老板后，他把自己那份刑满释放证的复印件（正件他用一个塑料袋装起，压在褥子底下了）恭恭敬敬地放在他面前。老板问：“干吗？
“他说：”公司领导那么信任我，我得让公司领导全面了解我……“那个年轻的老板无奈地摇着头苦笑道：”韩起科啊韩起科，你怎么还那么傻可爱呢？你是不是还想跟古时候的人那样，在自己脸上刻上‘囚犯’两字，在全世界人面前做这样一个广告？你以为你这样，就能增加别人对你的信任了？“韩起科忐忑地说：”我没想要增加谁对我的信任。但是……“老板一口打断他的话：”没啥‘但是’的！“韩起科不说话了。那位年轻的老板也不说话了。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老板说：“好好干吧。现在说啥也没用，就是好好干。”一个月后，因为走家串户跑推销而瘦得脸上只剩两只大眼睛了的他，营业额上到全营销部的前七名。那天老板又把他叫到经理室，让他把那间六平方米的小屋退了。公司从下个月起为他提供一间两人合用的住房。他一愣，忙问：“规则上不是说营业额只有在前五名的营销员才能享受公司这样的奖励吗？”老板又苦笑道：“韩起科啊韩起科，你怎么老不长记性？谁能得奖励，谁不能得奖励，谁说了算？啊？是我在这儿当老板，还是你在这儿当老板？”韩起科忙闭住自己这张不争气的嘴，赶紧哑巴了，默默地坐了一会儿，乖乖地说了声：“谢谢。”便要告退。
老板破例站起来跟他握了一下手，还特地叮嘱了声：“领到住房钥匙，城里有什么人得去看望、拜访的，就该去看望拜访了。”当时他只是随口答应了一声，待走出经理室，回过头来再一品味，觉得老板这话好像是有所指似的。心里不禁有些疑惑了。他干吗特特儿地要提醒我去“看望”和“拜访”谁呢？但当下里他兴冲冲地只顾着去领那奖励房的钥匙，去办那必须办的一应手续，就没再往下细想，回到营销部，端起茶缸子，刚喝了一口冰冷的凉茶，却接到“薛姐”的祝贺电话。这可真让他大惑而不解了。“您……您消息怎么那么灵通……”
他诧异地问。“你以为你薛姐是干吗吃的？听着，拿到那奖励房的钥匙后，是你请我吃饭呢，还是我请你吃饭？”她爽爽地问。这时，他迟疑着放下茶缸子，呆坐着前思后想一番，开始真的觉察出，这件事里头可能多少会有些“蹊跷”了……
有迹可寻的蹊跷可疑之处
后来，他终于觉得可以去看望“薛姐”了。省博离省军区大院并不远。走出省博大门，“薛姐”就指着军区大院里掩藏在大树丛林深处的一幢家属楼说，“那是我家。”他淡淡地应了声：“哦。”“薛姐”很不高兴地瞪他一眼，啐一口道：“我跟你说话哩，你咋不答应呢？”他说：“我应了。”她问：“就那么一下不咸不淡的‘哦’，算答应？”他说：“那我还能说什么？‘哎呀，薛姐，您家的环境真好。楼也气派。请您带我上您家去坐坐吧’。我能这么说吗？您会带我这样的人上您家去吗？”“你是什么样的人？啊？你怎么老这么不自信？”“薛姐”反驳道，胖脸上同时掠过一绺他一时不好理解的阴影，并且在很深沉地瞟瞥了他一眼后，就不说话了；过了好大一会儿，才又没头没脑地叹气道：“我知道你小子前些年纯粹是在人跟前装老实。其实一肚子鬼机灵。嘴也能说着哩！”随后她招手要了个出租，径直向韩起科分到的那处住房驰去。上车前，她都不问一下韩起科刚奖到手的那套住房到底在哪儿，上车后，却一口就跟司机把去向说了，而且说得很详细很准确。车起步后，她也不说什么，只是紧挨住韩起科。车走了一会儿，她便暗中握住了起科的一只手，慢慢地捏弄着。她的手依然是凉凉的，潮潮的。属于多肉细嫩，却又挺有力度的那一种。
出租车开到离那处住房还有半条街区的地方，停了下来。再上不去了。房子太拥挤。街巷子太狭窄。不必到城市规划局的沙盘上去查看，你也能发现，这儿是全城地势最高的地方。而且有一种突然陡起的感觉。据说前清那会儿，都护府还在这高处设过点将台，秋风萧瑟时，龙旗猎猎。民国大乱几十年，这儿成了著名的刑场，刀光弹影中，月黑天高。解放又是几十年。这儿曾建过几个大型苗圃和工人住宅区。在“我们工人有力量”的雄壮歌声里，变刑场为“新生活的摇篮”，它曾是报纸电台宣传的重点对象。后来搞战备，从口里往这儿内迁来两三家几千人的所谓“三线”大厂子，这儿又成了省城一个重要的“工业区”。但这几年，这几家大厂全都面临重组改建。大部分工人下岗，大部分设备停产，大部分领导则另有重用。厂区是荒凉了。但厂区外，却“热闹”非凡。无数个由下岗工人自谋生路而建起的小摊儿小店小公司，拥满街道两旁。在这里你可以同步买到好莱坞任何一部最新影片的碟片（当然是盗版的），也可以买到世界上最奢华最富有身份地位号召力的名牌箱包、手表、佩刀和裘皮大衣（当然也都是仿制的）。在某个院落深处和拐角的阴暗地里，你甚至还可以淘买到成色不错的海洛因和闪烁着神秘烤蓝光泽的国产军用手枪。每年都有一些人在这儿攫取到他们人生的“第一桶金”，因而暴发起来，得以把家从这儿搬往城里新建的高档住宅小区。但每年仍会有更多的人往这儿涌入，企图在这儿为妻儿家室谋取一份糊口的钱财。要最简练地概括它的资质和面貌，惟有两个字最合适，那就是“生动”。当然，不可避免的，每年也都有一些人上这儿来混水摸鱼，疯狂作案，因而也在这儿束手就擒。公司给韩起科租下的那个住房，就在原先一家大型机械厂政治部大院里头。属于那个政治部大院的宣传科小院。宣传科小院也不小。院子里有两三棵粗壮的老榆树。没下雪前，树下已经积着厚厚一层黄黄的落叶。厂子改制，政治部的人最早被撤并。这院子已经有两三年没人打扫了。空地上还堆放着许多早已生了锈的生铁铸件。它们高大、斑剥，错落交叠，现在安卧在雪窝之中，却让韩起科时常想彷徨其间。那种感觉就跟在冈古拉高地上寻访古尸和原始陶罐一样，总有一星半点悲凉和壮烈由此渗出。搬进来住以后，韩起科才知道，所谓的“两人一间”，起码目前，真正的房客还只是他自己一人。公司里的人还告诉他，你尽可以放心大胆地在那儿“折腾”。因为在可以想象到的时间段里，公司方面可能再不会安排人去那儿住了。他问为什么。公司里的人都笑笑，说，只要有人替你掏房钱水钱电钱，又没人半夜突然来敲门查你身份证、暂住证，你问那么多干啥呢？省点劲儿吧。事后，回过头来再想，他才明白，这些都是有迹可寻的蹊跷可疑之处。只要心态从容一点，早就应该瞧出这是一种故意的安排。但当时他没循迹再往深里细想细究。
也许是在出租车上被“薛姐”捏住手以后，他便被“撩拨”得无法静心对待眼前的一切了，那天下了出租车，他甚至都没注意到，声称“一次也没来过这儿的”“薛姐”居然在弯曲背静的小巷子里走得相当熟练，甚至比已经搬来住了好几天的他，还要“熟门熟路”。公司替他租住的那“大屋”，其实就是当年厂子里宣传科的办公室。那家伙真不算小，但堆放了不少做展览用的三合板五合板和缺胳膊少腿的展台之类的东西。窗户玻璃大都破损了，又都用油毛毡封补了的。进屋后，有很长一段路，既暗，又窄，跟个阴森的夹道似的。他住的那间房紧靠里头。所以每回都必须通过这条“夹道”。一直在他头里走着，并唠叨个不停的“薛姐”，一走到这儿却踟蹰了，不作声了，重新过来拉住了他的手，而且还派出另一只手来紧紧地挽住他的胳膊。待等起科打开房门，她却干脆再不往前走了，赖赖地站在房门口，不知在等待什么。韩起科这时心也跳得快要冲破胸壁了。四处是那么的寂静和幽暗。他慌慌地看看“薛姐”。“薛姐”却只是低头站着，而后稍稍地挪了过来，拉住了他的双手，把整个身子都贴近了他。他颤抖了，气喘了，嘴里发黏，胸闷得厉害，两只膝盖都有些发软了……他觉得一座辉煌的宫殿大门正在他面前隆隆地打开。他知道自己不该走进去。但是他真的无法拒绝这样的“辉煌”。他慢慢地抬起被她抓着的双手，原意是想抵住她正向他倾倒的身躯，但一旦接触到那份柔软和温热，那份带着柔软和温热的沉重，他才感到自己这许多年的拘谨，许多年的委屈和不平，许多年的朦胧不解，竟是那样的辛苦、荒唐和无望……他颤抖得越发地厉害起来。这时他听到“薛姐”问道：“怎么了？冷啊？”他说了声：“不是……”“薛姐”又问：“那怎么了？”他忽然粗野地打断了她的话，说道：“不是就是不是嘛！”为什么一切都要交代得那么清楚呢？那年被捕后，公安法院检察院的人都来提审。一遍又一遍地就这么问：“为什么？”“为什么？”他说什么，他们都不信。或者是故意地都不向他表示应有的那种信任。这的确曾让他沮丧万分。
那次经历说成是她的“初恋”也可
“薛姐”不作声了。但他还在颤栗，牙齿甚至捉对地叩击，并一声声地低吟起来。已经深入接触过好几个男人的“薛姐”，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男人有这样强烈的反应的。她想拧过身来仔细打量一下韩起科，想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拧了一下，却怎么也拧不动身。她发现自己的后腰被他的双手像铁箍似地搂紧了，而他整个人也同时倾倒了过来，并把滚烫的脸颊紧紧地贴在了她的脸颊和脖梗上。那两只铁钳似的手越搂越紧，并不住地在她的后背和腰际摩挲，神经质地呻吟，不知所措地用他干热的嘴唇在她脸颊上脖颈间搜索着什么……她却本能地绷紧了全身，本能地咬住了自己的嘴唇，本能地躲避着他的搜索和抚摸，但又在他疯狂的抚摸和搜索中，一点点本能地颤栗起来，燃烧起来。“薛姐”在那多次的异性接触中，有过一次最刻骨铭心的感情经历。或者把那次经历说成是她的“初恋”也可。对方也是在军区大院里长大的一个男孩，比她大两三岁。那年，军区大院所有的干部家属和娃娃都被转移到塔克勒河干校劳动。他们一帮子十来岁的男孩女孩则单独被编在一个大班里，安排在离校本部还有几公里的一个马场的马厩里喂马。除了喂马，他们这些也曾是“红卫兵”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也抽空替城里某一个造反派偷运长矛和单管火枪。余下的时间里，比如在下大雪的深夜，他们会裹着各自的被子，围坐在稻草铺起的地铺上，听那个男孩为他们朗读《牛虻》。无比感动的她，一直想象着他就是那个英俊多难而又高傲坚定刻薄的亚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