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冬天，这个胖胖的女话务员（那会儿她还不到三十，最多也是刚过三十），大老远地到哈拉努里监狱来，名义上说是看望她这位八竿子打不着的“老舅”，其实是受一位朋友之托，来请“老舅”关照这位朋友的一个朋友的。这位朋友的朋友正在这座监狱里服刑。按说，她不该过问这种烂事儿的。省城离哈拉努里好几百公里哩。大冬天的，长途班车里哪儿都灌风。人挤人的，怎么着也好受不了，能闻到的全是那么一股劣质烟的烟味，劣质酒的酒味，正犯着牙周病的黄板牙的牙臭味，还有从黑棉胶鞋里长期捂出来的臭脚味。就是到了哈拉努里也不好受。这儿的气温要比省城整低十度。没扫雪的地方，雪都堆得比窗台还高。但谁让她是个热情仗义的女孩呢？而且朋友还特别多。
这里对她和她那帮朋友的情况和“社会背景”，我得稍稍地做一点补充介绍。她和他们都是地方大院或军队大院的干部子弟。她老爹是省军区司令部管后勤的一个科长。“文革”一结束，这些父母们大部分都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在各自的岗位上，重新掌管起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的命运。这些老同志大都比较正统，再加上也是刚刚恢复工作，多数人都不会去（少数的则还来不及去）去搞那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名堂。所以他们的子女当时大多数都跟这位胖女孩一样，从事着非常普通的职业，话务员啊，保育员啊，会计啊、技术员啊，中小学教员啊，更多的甚至就是个普通工人和营业员，等等等等。但父母的恢复职权，还是使他们和别的那些普通从业人员发生了实质性的区别。首先，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意识到，自己这种“普通”的地位，不会持续太久。他们会像他们的父母一样，有可能比别人承担起更多的一些责任，会有更多的机会去发展自己。而在别人眼里，他们也是与众不同的。
所以，到韩起科结识她的时候，她还在省博的总机房做她的“话务员”，但实际上，她已经很少去电话交换台跟前去上那个班了。
每回到哈拉努里，胖胖的“薛姐”都住监狱招待所。招待所有一个老大不小的院子。那天黑早，路灯还没灭哩，她裹着件军皮大衣，趿拉着鞋，哆哆嗦嗦地穿过院子，去那角上的厕所解手，却被一个清瘦的“鬼影”吓了一大跳，好大一会儿工夫都没敢动弹，差一点都尿裤子了。只待醒过神来，她飞一般地跑去敲开“老舅”值班室的门，上气不接下气地一口咬定自己看到“鬼”了，一个年轻的“男鬼”，只穿着一件薄薄的外衣，薄薄的单裤，也没戴帽子，低着个光脑袋，耸着个肩膀头，从院子里飘也似的走过，一转眼便隐到墙犄角背后不见了。“肯定是夏天里冤死的野鬼，这大冷天都穿得那么单薄，他要不是鬼，我把他蘸蘸蒜泥，活吞了！一个活人大黑早地怎么可能穿得那么单薄，我穿着棉袄皮衣，还冻得直想哭哩。”她手舞足蹈地边说边形容着。正在值班室值班的“老舅”被她无端吵醒，心里正烦得没法处治，也不接她话茬，只等她说完，拿起电话，就让总机把电话接到文化室，然后跟文化室那边接电话的人吼了声：“你马上到我这儿来一趟。我这儿有人见鬼了！”不一会儿，韩起科就匆匆赶到。“老舅”指着韩起科问那位远房外甥女：“鬼来了。你自己跟他说吧。”说着，又钻回热被窝里睡他的回笼觉去了。“老舅”一听她描绘的那“鬼”模样，就知道是韩起科了。
那个胖女孩一见韩起科却傻愣在那儿了。一方面看韩起科的外形、衣着打扮，确实像刚才在院子里见到的那个瘦“鬼”，另一方面，她怎么也想象不出，在“老舅”的这大牢里，怎么还会“藏”着一个这么眉清目秀、白白净净、还挺有气质、怎么看怎么算也都要列在“有模有样”这一档里的“小男生”？她迟疑了好大一会儿，只说了句：“对不起。刚才是你在院子里转圈吗？我错把你当鬼了。可是……可是，你……你真的不冷？啥也没穿……”“我怎么没穿？”韩起科恭敬地一笑，用两根细长的手指拈起那件薄薄的灰大衣反问。
应该说，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她和韩起科“迅猛发展”的这层关系上，她是占据绝对主动的。那天一回到招待所房间，她就觉得自己眼前老晃动着这个“小男生”那副“小可怜”的模样儿。挥之不去，却之也不退。（这也是她这人一生可叹又可爱之处：她总觉得别人可怜，需要她去关爱、帮助，甚至需要她去“救援”。）于是她坐立不安，怎么也放不心来。那一个白天，她起码上“老舅”的值班屋里去了有三四回、五六回。每回去，都是打听询问这位“小男生”情况的。“你想干啥呢？”“老舅”警觉地问，“别在这儿跟我添乱呢咧！”她斜了“老舅”一眼，哼哼道：“我怎么了？”她不高兴了。“老舅”却正告她：“这个韩起科还在假释期间哩。你别在省城肥的吃腻了玩腻了，又上我监狱里来换什么口味。”听“老舅”这么说，她就更不乐意了，大声嚷嚷起来：“你怎么说得那么难听呐？！谁玩腻了吃腻了，上你这儿找个假释犯来换口味？你把我说成啥了？再说了，他也已经假释了。法律已经给了他跟人交往的自由了。你还能限制？嗤！？”她又斜了“老舅”一眼，然后又丢下一句：“一会儿，我上你们文化室去参观参观。通知你们那些牢头狱霸，到时候别跟我大惊小怪的。”掉转身就走了。后来的三几天里，她果然去“参观”了好几回监狱的文化室，招得分区监狱的大小干警们都有感觉了，也都反映到“老舅”那儿。“老舅”真生气了。她这才收敛了一点，继续又小住了几天之后，乖乖地返回了省城。后来，她常来。半年，仨月，总会来一回。但她不再去文化室“参观”，而是把韩起科叫出来，甚至叫出监区，叫到招待所她房间里“谈话”。因为他是“假释”的嘛，可以“自由”走动的嘛。
那种“关心”更接近于“管教”
一年多以后，在一次很偶然的谈话中，那位分区监狱长突然听到韩起科居然称呼他那个远房外甥女为“我薛姐”，好不吃惊，愣怔过后，傻傻地问：“你薛姐？嗨，叫得还怪亲热底哩！她啥时候认了你这个弟弟的？啊？一眨眼都‘薛姐’了？好嘛！”韩起科红红脸，强词夺理道：“叫个姐又有啥哩？我们又没干啥见不得人的事……”分区监狱长的两只眼瞪得更大了：“你还想干啥见不得人底事咧？啊？你小子也跟我学坏呢咧，啊？你们到底干啥事了没有？孤男寡女、烈火干柴的。快说。”韩起科当然不会跟他说实话。其实，那时候，他跟她（准确地说，应该是“她跟他”）还真干了一点“坏事儿”…………那是结识“薛姐”后第二年的春夏之交。工程规格不高的省道县道纷纷结束了让人极为头疼的泛浆期，中断了二十多天、小一个月的公路长途交通刚刚得以恢复。那天“薛姐”突然又来哈拉努里看望韩起科。说“突然”，是因为以往“薛姐”来哈拉努里，事先总要告知一声，打个电话，写封信什么的。但这一回，事先不仅没有发任何“通告”，而且到哈拉努里后，也没像往常那样，“下榻”监狱招待所，而是在离监狱挺老远的一个街区，找了个背静的小旅社住下了，真有点地下工作者搞秘密接头的味道。办完住宿手续，交完了预付金，服务员带她进了房间（她特地要了个小单间），打开窗户子，前后左右上下仔细察看了一下环境状况，放下那两片并不干净的窗户帘子，换上自己带来的那双棉拖鞋，这才神神秘秘地打电话到一监的“文化室”，通知韩起科，赶紧去看她。
韩起科虽说感到十分意外，但异样的惊喜和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个中原由的那种心跳，让他几乎是一分钟都没耽搁，撂下电话就跑到管教那儿，胡乱找了个由头，请准假，去了那个“红星旅社”。他感到意外，是因为“薛姐”刚走不多久。
再次见面相隔的时间从来也没这么短过。这也是“薛姐”这一次来之前不敢声张的原因之一。她怕“老舅”因此而起疑心，怕他上她爹妈那儿去告状。老爹虽说只是个科长，但毕竟是军区的老同志，自己的闺女有事没事地老往监狱跑，去找一个假释的“男犯”，他能容忍吗？万一知道这情况了，这位文化不高，但原则性很强的老军人能有她好受的？那天见了韩起科，她跟他说的也只是，办事路过这儿，顺道拐过来看望一下。她不希望给韩起科造成一种印象，她是专门来看望他的，而且已经到了“迫不及待”想见他的程度。
她不想在他身上惯出啥毛病来，把他宠得“不知天高地厚”了，以后再没法相处。在韩起科之前，她交过男朋友。两三年里，交了好几个，但一个也都没存住。这也是那位“大舅”要说她“肥的吃腻了，想上这儿来改换改换口味”的原因。但那些男朋友之所以最后都没能“存住”，她觉得真的不怪她。这些男孩中，有干部子弟，也有平民的孩子。家境自然殊异，本人性格爱好相差也挺大。但相继都离开了她，她最后总结教训得出一条，如果一定要从她身上找原因，只能怪她为人太热情，待人太真心。一点余地都不留，把他们一个个都惯坏了宠坏了，以为自己真是他妈的啥“白马王子”，回过头来，又不把她放在眼里了。那天，她对韩起科说，她只能在这儿待一天一宿。她说她上一回去文化室的时候，就发现他老借用公家那个砖块式录音机听歌。“你这习惯可不好了。老公私不分，我不喜欢。一个录音机才多点儿钱嘛？咱们贪这便宜干啥？我跟你说过多少回，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跟着掌勺的学大厨，跟着吹唢呐的吃豆腐。（以往，这一带雇和尚道士打鼓吹唢呐的上家里来做丧事，中午晚上吃”工作餐“时，菜肴多以豆腐为主。）你这个小文盲，自己在这种环境里，就得知道要管住自己。再说，我看你老喜欢听那种哥哥啊妹子啊你爱我我想你的歌。这种歌有啥意思么？叫你‘小文盲’，你还不警觉？得匀出点时间，多读读书看看报，不比啥都强？！”
一边数落，（就像数落儿子那样，）一边从旅行包里掏出一个新买的卡式录音机，还拿了两套春夏际换洗衣服，往韩起科手里一放。韩起科的心就**辣地通通直跳。
那一段时间，韩起科不知道为什么，心里老是很特别的一种感觉，慌慌地，痒痒地，又没着没落地老盼着能再见这位“薛姐”一眼。这在他，可以说是一件破天荒的事。在此之前，韩起科可以说从来没为女人动过心。在冈古拉的时候，他不想，是因为年龄还小，又一心扑在高福海托付的各种工作上。后来进了监狱，那帮子劳改员闲不闲的，嘴里倒是整天不离女人。但于他，也就是在一旁偶尔地听上一耳朵，偶尔找个没人的地方，独自冲着遥远的地平线，发发呆，红红脸而已。但“薛姐”的突然出现，却让他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异样感。她的絮叨、体贴和**，都让他心动，让他感到一种特别的温暖和酸涩。他忽然觉出，自己是那么地需要一个人，一个女人来絮叨他，“**”他，同时又能给他别人替代不了的那种“体贴”。也许这跟他自己从小没有爹，没有妈，没有哥，没有姐，但从来又都以强者的嘴脸出现在冈古拉所有人面前，而现在又一下遗落在人生最低谷之中有关吧。“薛姐”每回离开，都让他感到怅惘。一生中他第一次感到什么叫“空虚”。从高福海那儿，他曾得到过“关心”。但那种“关心”更接近于“管教”。而且是强制的和强硬的。他赞成这种强制和强硬。他以为人需要的就是这种强制和强硬。
十几年来，他一直是这么认为的。
“狡猾”地掩藏起自己这种渴望
接触了这位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