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人总的一个感觉，他总是不知疲倦、毫无悔意地在关注着自己以外的这个世界。惟一欠缺的是一件中世纪时留下的用粗亚麻布缝制的圣袍了。那是一种宽大的带头罩的深棕色的道袍。不记得我是否跟你们说过，他当年正经是个“黑户”。也就是说，他是个盲流人员。岂止是盲流，准确点说，他是“逃亡”来的。大约也就是在我现在这个年龄的时候，他从老家“逃亡”到冈古拉。“逃亡”前是河南上蔡，还是河北获鹿，还是湖南桃源一所县中的教员，就记不太清楚了，反正是一个中学教员。当初不知因为了怎样的一档子事，跟县教育局的领导闹翻了。据说是他支持高中年级的学生成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后来查清这个研究会“幕后”，是由几个返乡度假的北大学生策划组织的。）他们还要出版自己的油印刊物，并且已经试印了一期，到处散发。刊物对当时——五十年代中期盛行的某些农村政策说三道四，品头论足。据说，这件事当时也是惊动了很高层面的领导，下令要力劝制止。一是不能私自成立什么“研究会”，即便是“马克思主义”的，也不行，尤其是不能搞什么“油印刊物”。甚至动员了那些学生的家长出来做“说客”。最后只剩下几名学生和这位马老师，拧着脖梗，死活也不肯认错。上面的意思是，学生可以不追究，但教师不认错，就必须处置。学校领导找这位“马老师”谈话，希望他“悬崖勒马”“好自为之”。他觉得自己没错。他觉得他们是真诚的，他们在油印刊物上说的一切，都可以公诸于世。县教育局的领导觉得他实在太幼稚，便联合县公安局一起，给他下达了个留校察看，以观后效的处分决定。这在当时来说，应该是很宽大了的。让他在处分决定上签字，他却不签。他说：“我没做任何对不起革命事业的事。你们可以把我派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考验，考验我的信仰，我的忠诚程度。如果我经受不了这种考验，再处分我也不迟。”由于态度不好，追加处分，开除教职，并明确告诉他，如果再不老实，就可能会被送去“劳动教养”。当时全家人都劝他去认个错，他妈妈几乎要向他下跪了。他却说，请你们不要勉强我。我自有我的办法来向这个世界证明我的忠诚。家里人说，你现在连“饭碗”都丢了，还谈什么忠诚？他笑笑。不答。没过几日，趁一个清早，天还没全亮，家人还都在熟睡之际，他悄悄地出走了，带上最简单的一点行李，没跟任何人告别，也没向任何人说明，一直向西，向大西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