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两点十分左右，李高成走进了市委书记杨诚的办公室。

    不迟也不早，这个时候来应该最合适。在中国，人们午睡的习惯是同管理体制有着直接关系的，尤其是对忙忙碌碌、十分劳心的领导干部来说，午睡更是不可缺少的。在单位里吃点饭，然后轻轻松松地再在办公室里躺上一会儿，这种午间休息既是调整思绪所需要的，也是补充体力所必不可少的。所以在中国的一些主要领导人的办公室里，一般都会设置一张简单却是十分必需的床或者是能躺的沙发。而在办公室里休息，既安静省事，也避免了家人的唠叨和造访者的搅扰，这对政务纷繁又时时不得安宁的领导干部来说，真是太宝贵太需要了。知道这一点的人，如果没有要命的事情，是绝不会在这个时候打扰领导的。

    两点上班，两点十分到，正好。留点时间让人家醒醒脑子，赶赶睡意，擦把脸，泡杯茶。等你进去了，其实也正好说话，免得人家心不在焉，忙这忙那，到了还是要耽误半天。

    然而等李高成走进杨诚的办公室时，才发现杨诚好像根本就没有睡午觉。

    杨诚正在全神贯注地看着什么，等到李高成走近了，才发现摆在杨诚面前的正是那两份厚厚的请愿书和上访材料。

    杨诚看的原来是这个！

    李高成的心里不禁动了一动。

    杨诚伸了个手势，让李高成坐在沙发上，然后泡了两杯茶，也一块儿坐了过来。

    两个人挨得很近很近。

    杨诚比李高成年轻将近十岁，是文革前的最后一届大学毕业生。是属于既有学历，又有阅历；既有思想文化，又没有受到太多迫害冲击的那一拨幸运者。由于文革的断层，当国家所急需的人才处于青黄不接时，他们正好是中流砥柱。当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急需一批知识分子充当领导干部时，他们又从各个角落里被找了出来，全都被选拔到最需要和最重要的岗位上，以至于一提再提，一直提到他们当初想也没想过的位置上。那时候的提拔，比起现在来，真不知道要容易多少倍！而那时候的提拔干部，似乎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多的条条框框，被提拔者也似乎不需要像现在这样不断地往上跑。国家急需，又是青黄不接，几个人坐在一起讨论讨论、研究研究，连被提拔者个人也毫不知晓。以至于等到找他谈话时，常常会吃惊地好半天都回不过神来。再等到一个通知下来，就已经是位置显赫的领导干部了。干中学，学中干，哪有什么考验期、试用期，也一样不问有没有基层工作经验，即使不是党员也没什么大不了的，马上人了就是了，有什么关系？而如今我们国家的一大批分布在重要岗位、发挥着重要作用的领导干部，很多都是在那个时候被提拔起来的，杨诚也自然是其中的一个。

    在李高成的心底里，对这批干部是非常看重的。他们大都是在没有条条框框的情况下被提拔起来，所以在他们身上也就很少有什么条条框框。位置来得比较容易，对丢官保官也就看得不会那么重。有真才实学，也有一定的社会政治阅历，虽然没有受到过太大的冲击，但却清清楚楚看到了当然也实实在在感觉到了当今中国最需要的是什么，对国家对人民威胁最大的又是什么。自己本身是知识分子，所以也就懂得怎样才是对知识的尊重。他们本身就是改革的产物，所以也就必然是改革的最忠诚的拥护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杨诚尽管调来时间不长，但李高成凭自己的直觉，对这个还算年轻的市委书记的感觉还是不错的。尤其让他感到放心和可靠的是，杨诚这个已经是省委常委的市委书记，也像他一样，身后并没有什么太太太深的背景。只这么一条，就让他感到两个人的距离拉近了许多，在感情上也亲近了许多。人们都说如今的体制，让省长和书记、市长和书记、县长和书记以及乡长和书记成了天生的一对矛盾。一般来说，党政部门和政府部门很少有不闹矛盾的。书记管干部，市长抓经济；一个管人，一个理财。想想并没什么可冲突的地方，但在实际工作中一接触，可就处处是矛盾，时时有抵触。比如市长抓经济，抓企业管理，首要的问题就是要有一批懂经济、会管理、有市场意识的企业领导人才。但如何起用这些企业人才的决定权却不在市长手里，而是在书记手里。这一根本的矛盾，就决定了这两方面矛盾的长久性、尖锐性和广泛性。然而在李高成当市长这么多年来，却很少有这样的感觉。一来是他这个人很少在这方面去琢磨，正像妻子说的那样，只知道谋事，不知道谋人。二来也可能跟他搭班子的这几任书记有关，比如像上一任书记，他当市长时，书记就已经58岁了。年纪大了，知道自己离离退休不远了，一切也就都跟他商量着来，很少有意见不一致的时候。而像现在的杨诚，又只四十六七岁，年龄又几乎比他小了将近十岁，何况在杨诚调来之前，这个市委书记的位置，好多人都看好他李高成，对这一点，杨诚自然知道得清清楚楚。所以这一段以来，两个人始终配合得很好。作为市长的李高成尤其感觉得很明显，杨诚在许多问题上，都非常尊重他的意见，在一些比较大的人事决策上，杨诚都确实做得非常民主，既公开也公正，并没看到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举动。再者，李高成觉得他本人在许许多多的重大问题上，向来都是以工作为重、以大局为重、以事业为重。自己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别人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也就没什么难以解决、难以调和的矛盾和冲突了。

    总而言之，他对这个市委书记杨诚的感觉确实不错，至少现在感觉不错。

    杨诚是个很直率很果断的人，商量什么事很少跟你客客套套、闪烁其词，向来都是开门见山、直奔主题。两个人一坐下来，杨诚第一句话便说道：

    “听说昨晚工人们闹得很凶，是不是你都看到了？”

    “没错，快赶上文化大革命了。要再晚去一会儿，说不定真要闹出事了。你没见那阵势，想想还真有点后怕。”李高成自然也实话实说。

    “听吴新刚说，差不多有一两万人？”

    “只多不少，反正公司能出来的人大概都出来了。冰天雪地的整整一夜，老的小的，好像都不怕冷、都不瞌睡，劲头憋得都很足。看得出来，干群关系实在太紧张了，根本就坐不到一个桌上去。”李高成仿佛又回到了那天晚上的气氛和情绪里，心里一时又感到格外的沉重。

    “老李，是不是真的很严重？”杨诚的眼睛离他是这样的贴近。

    “是的，确实很严重。”他再次实实在在地回答。

    “事态发展到现在，是不是仅靠公司领导的管理能力已经无法解决公司的问题了？”杨诚又追问了一句。

    “从目前看，怕是没有这个能力。”这也确实是李高成的真实感觉。

    “依你看，公司领导干部的声誉和威信还能不能恢复得了？”杨诚问的话确实都是一针见血、最本质的问题。

    “大概很难。”李高成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