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到这里，省政府一个秘书长过来了，说是和欧洲代表团中国问题专家的会谈马上就要开始了，请二位省市领导入座。李东方和赵启功这才中断了暗藏锋机的交谈，步入多功能国际会议厅。

    那天很有意思，和赵启功一番唇枪舌剑，接下来，和欧洲那十几个中国问题专家的会谈也是暗藏锋机。欧洲这个代表团里，有个叫威廉的中国问题专家是欧洲议会议员，据我方翻译介绍说，曾八次来华访问，一直关注着中国正在进行的这场历史性改革。

    威廉议员在会议一开始就开门见山说：“对中国的事，我有三个不理解：一、你们有一首著名的歌曲唱道：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小平同志在中国南海边画了一个圈，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个圈怎么这么起作用？”

    赵启功微笑着，很有风度地回答说：“小平同志画圈的地方就是深圳，就是决定搞特区，搞特区的这个决定符合中国人民打开窗口看世界的渴望，符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所以，这个圈就起了作用。”

    威廉议员反问道：“我想请教一下副省长先生：这是不是一种个人迷信？”赵启功反应机敏：“议员先生是中国问题专家，想必知道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不幸历史。

    如果说个人迷信，改革开放前，中国人民对**的个人迷信是相当利害的，可是，**在邓小平问题上画圈，把小平同志打倒，但最终没有起作用，小平同志还是成了中国**第二代领导核心。”

    威廉议员提出了第二个问题：“你们开会的时候，只有一个官员讲话，怎么台上坐了这么多官员？他们坐在台上干什么？愿意这么浪费时间，浪费生命吗？”

    赵启功笑眯眯地把球踢给了身边的李东方：“议员先生，我们就请这位经常坐在主席台上的峡江市的最高党政官员李东方先生回答这个问题吧！”

    李东方一时间不知该怎么回答，论这种政治机智他真不如赵启功。可球在脚下转着，不说又不行，只得斟词酌句说：“这是我们中国目前政治生活中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也是我们力求改革掉的弊端之一。形成这种弊端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很难用几句话说清楚。比如，它是一种判断标准：台上官员坐得多与少、官员职位的高低，证明有关方面对这个会议的重视程度。有些会议我并不想去坐，我有许多更重要的事要干，可是，不坐却又是不可以的，人家会以为你对这个会议不重视。”

    赵启功风趣地插话道：“李东方先生是个务实的官员，所以不愿坐，但是，并不是所有官员都不愿去坐。我们有些官员已经成了会议的奴隶，我看，除了坐主席台，只怕什么都不会干了，开什么会知道自己该坐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