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话等于白说。几个月以后，行会和劳役制重新恢复。

    据说使国王说出这种话的是蒂尔戈。蒂尔戈的继任者也大都照此办理。1780年，国王向臣民宣布今后增派军役税必须公开登记，他在旁注中还特地说道：“纳军役税者已为征收军役税的烦恼所折磨，他们至今仍承受那些意外的增派，以至我们臣民中最穷苦的这部分人的税额增长比例远远高于所有其他臣民。”国王还不敢使捐税负担一律平等，不过他至少着手确立征税平等，在已确定共同负担的捐税中推行。他说道：“朕希望有钱人不会觉得受损害，他们如今被纳入共同水准，他们要完纳的捐税只不过是长期以来他们本当更加平等地承担的那份。”

    尤其在饥荒年月，人们似乎是有意刺激群情，而不是满足他们的需求。一位总督为激发有钱人发善心，谈到“这些所有者极不公正、为富不仁，他们所占有的一切应归功于穷人的劳动，但是他们却在穷人为开发他们的财产而筋疲力竭之际，任其饿死”。国王在类似情况下也说过：“朕欲保卫人民免遭无衣无食之苦，有钱人强迫他们劳动，高兴给多少报酬就给多少。朕不能容忍一部分人听任另一部分贪婪的人摆布。”

    直至君主制末期，不同行政权力之间存在的斗争引起形形色色的类似现象：争论双方一心把人民的苦难推诿给对方。1772年在粮食流通问题上，图卢兹高等法院与国王之间引起的那场争论尤其清楚地表明了这点。“由于其错误措施，政府可能使穷人饿死，”图卢兹高等法院说。——“高等法院的野心和有钱人的贪婪造成了公众的穷困，”国王反驳道。双方就这样向人民头脑中灌输这样的思想：他们的痛苦永远只应责怪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