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也不去发起任何重大事业。

    大革命爆发前三四十年左右，情况开始变化；在当时社会的各个部分似乎都可看到一种迄未注意到的内在震动。起初只有非常耐心考察的人才能窥见出；但是逐渐地，它变得更突出，更加明确。这个运动逐年扩大加快；整个民族终于动了起来，仿佛复活了。请注意！这不是旧生命复活；推动这巨大躯体的精神是新精神；它使躯体复苏片刻，无非是为了使之解体。

    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环境中焦虑兴奋，努力改变处境：追求更好的东西是普遍现象；但这是一种使人焦急忧伤的追求，引人去诅咒过去，梦想一种与眼前现实完全相反的情况。

    这种精神很快渗进政府内部，将它从内部改造，外部毫无更动：法律没有改变，执行法律却是另一样。

    我在别处说过，1740年的总监和总督与1780年的截然不同。这一实情在政府通信中得到详细证明。虽则1780年的总督与前任有同样的权力，同样的代理人，同样的专横性，但他们的目的却不相同：前者只负责使所辖省份保持顺从，征募兵员，尤其是征收军役税；后者则有很多其他事要关心：他的头脑里装满无数旨在增加公共财富的计划。道路、运河、制造业、商业是他思考的主要对象；农业尤其引起他注意。絮里成为行政官员中名噪一时的人物。

    正是在这个时代，他们开始组成我已提到的农业协会，创立赛会，颁发奖金。有些总监的通报并不像公务信函，倒像有关农艺的论文。

    主要通过各种捐税的征收，人们能最清楚地看出统治者精神的变化。同过去相比，立法同样不平等，同样专横，也同样严酷，但是在执法时，所有的毛病都减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