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曲求全，他们在警察的盘问下乖巧自如，他们懦弱而胆小，千百年来他们就一直这样生存。而杨佳，一个有着反社会人格的青年，在因自闭而疯狂的内心驱动下，干了一件他们心中从来不敢干的事情，于是他就成了英雄。

    他们从来不敢杀人，可当别人替他们杀人的时候，他们兴奋得红了眼。他们说马加爵的大锤抡向的是社会的歧视，他们说杨佳的匕首捅向的是高压的体制，可是，凭什么是那些无辜的人而不是另外的一些人需要承担这样的原罪而死去。

    在一个畸形的社会里，在谈论这种主义那种主义之前，有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却从未被确定：什么是这种主义的底线，而什么又是那种主义的底线，什么是他们共同的底线。不管一个人鼓吹的是暴力革命，还是渐进改革，是大众福利，还是私人财产，不管是左，还是右，都应该明确双方都需要承认并尊重的底线。在这种底线之上的，可以去争论可以去探讨，在这种底线之下的，则毫无疑问地需要被谴责。

    这种底线有很多，比如，一个人的生命是不应该随意被剥夺的。这是句废话，但却总是被人忽视。

    无论杨佳遭受到多大的冤枉和不公正，他以夺取无辜他人的性命作为反击的手段，就是杀人犯，就应该受到应有的谴责，而不是颂扬不管基于什么样的立场。这跟阶级立场无关，跟情感取向无关，跟价值判断也无关，这是基本的底线。对这种底线的蔑视，就是对每个人生命的蔑视。何况在我看来，杨佳根本就是一个被生活压垮的失败者，他没有勇气承担和面对以及跟不公正的长久对抗，在遭遇了与很多上访者相比微不足道的对待之后，就选择了杀人这样的途径。他的母亲，养了他28年，在他成年之后依然养了他10年，她同样遭受了种种不公正待遇，有着比她儿子悲惨十倍的人生境遇，但她选择了漫长的抗争，不管是被拘留还是被阻挠，她都不曾停止过。和他的母亲相比，杨佳，作为一个成年男人，他算是个什么东西呢？

    上了几天班，受不了尔虞我诈就辞职了，然后就是长久的失业，全然不顾还要照顾自己的母亲，这是什么狗屁大侠？体制的压迫不是杀人的理由，工作的艰辛也不是逃避的借口。如果这样的借口、这样的理由可以被理解并支持，我看大家都一块死了算了。

    这是一场悲剧，但谴责杨佳的同时并不妨碍我们去反思，如果在反思的时候先要把一个杀人犯供为侠客，并且鼓掌叫好，那我就想说去你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