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奶妈的时代

    “于丹签售《〈论语〉心得》一书过万”，这个新闻近几日一直在我的脑海里盘旋，因为它不是个枯燥的阿拉伯数字。签售当日，我路过中关村图书大厦，看见好多人绕着楼排队，起先以为是商场要大优惠，他们在抢购什么东西，走近才知道，原来是为了于丹女士讲孔子的签名售书。冬天的风在他们身上肆意揣摩着，蛇样的人群却越来越庞大，从这样的队伍旁边走过，心情颇为复杂。

    央视“百家讲坛”走俏后，文化传承似乎找到了一条通向罗马的捷径。本来是给闲人解闷的讲坛，成了普及经典文化的圣地。一批嘴皮子厉害的人次第登场，于此扬名立万，跻身学者兼畅销书作家的行列，名利双收。现在，再好的东西不经此坛炮制不能行销；再不好的东西一经该坛腌制，立马跳蚤变大象，黄袍加身。

    自余秋雨始，文化找到了他的传教士，传教士也先后找到了文化。人们买名著经典，只是为了装点门面，并不就去如饥似渴地阅读，而要等待传教士的出现。比如，刘心武之于《红楼梦》，易中天之于《三国演义》，孔庆东之于鲁迅著作。从普及文化的角度看，这样的现象令人欣喜。每一个讲解者都复活了一本书甚至一个领域，读者也经由他们的讲解，激起强烈的阅读经典的兴趣。在一个精神无指向的时代，他们给出了一条文化传承之路。

    一大批文化传教士的出现，改变了中国文化传播的方式。我把讲解者称为文化奶妈，把这种传承方式命名为“文化奶妈”式——就是得有奶妈吃了文化之草，再挤出奶汁喂养嗷嗷待哺的文化学童。

    文化奶妈出现的原因很复杂，但大致可以找到这么几条：

    一是几十年文化断层的滞后效应。急风暴雨式的中国革命，阻断了文化的传承，文化这根柔性的鞭子最终要抽在忽视敌视他的人头上。缺少文化的人群，总要寻求自己的文化之根。文化代言人应运而生。

    二是功利主义潮流席卷一切，英语和金钱主宰社会的全面运行，中国文字成为二等货色，文化自然无立锥之地。在中国人的民族特性逐步含糊之后，本能的文化需求不间断地反弹，造成脉冲式的局部文化热。

    三是长期与文化的隔离，大众阅读理解能力极度下滑，已经很难弄明白老祖宗的字意了。这就要有人把文化通俗化，入大众之耳。

    四是缺乏耐心，渴求速成。效率主导了人的生活，即使润物细无声的文化，也得服从这个硬道理。我们已经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