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期，民间的骚乱，土匪、帮会、会道门的活动，都比清代更加活跃。即使国民党时期，也只是在抗战结束后，才做到对各地军阀的暂短时间的统一。

    不言而喻，对于中国这样具有悠久而且没有间断的帝制传统的国度，现代转型，走英国道路是合适的。但是，虽然清朝的新政改革，给这样的道路点亮了希望。但这个道路的成功，相当关键的因素是统治者不犯重大的错误，或者说，犯了错误可以及时改正。特别地，当时的中国统治者，还是一个少数民族集团，在民智渐开的情况下，合法性不足，统治者更是需要谨慎。然而，我们却看到了相反的状况，1908年后，新上台的满人少年亲贵，盲目而蛮横地收揽权力，把兵权、财权、行政权人事权统统收揽在自己手里。还力图把本属于地方的路矿权也收归中央，推行铁路国有政策。这样的收权，到了皇族内阁的成立，臻于极致。先是得罪了北洋系，而后则得罪了最有实力的立宪派士绅和绅商，把各省的咨议局，差不多都推到了自己的反面。革命党人原本就一直在寻机造反起义或者暗杀，原本由于主流社会不支持，所以一直没有成功的机会。孙中山说，武昌起义前，革命党搞过十次大的起义，其实没有一次有可能胜利。但是，现在他们则有了机会。武昌起义，之所以一群新军士兵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一哄而起，就能成功，很关键的一个因素，是以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为首的立宪派及时加入了进来。在上海，无锡，常州，宁波等地，光复的主力都是商团。

    革命引进了当时号称最先进的制度——美国体制。但是，中国人却没有做好准备，实践这个制度。从今天看，这样的选择，其实是国人的一种无奈。像哥们当口英国人说的那样，中国需要一个皇帝，但却没有人能做这个皇帝，多数中国人，其实不知道总统是个什么东西。但是，操纵这个选择的革命党人，其实并没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其实只热衷于推翻异族统治。在这些人看来，中国的问题，就是满人的统治，只要把满人赶走，就一切都会好起来。极少数明了西方制度的人，却又满怀制度的迷信。觉得只要把最先进的制度的招牌挂在国都的城门上，中国就会像被仙女的魔杖点了一下似的，马上就会变个模样。清帝退位，共和告成之后，整个知识界都盲目乐观，此前新政时期的启蒙，办白话报，俗话报，演文明戏的现象，基本销声匿迹，启蒙中断，因为大功告成。于是，制度的水土不服病症，就愈演愈烈。

    辛亥革命，给中国带来了一场不期而遇的跃进式变革，但变革后的水土不服，却引发国人对变革的某种异样的焦虑。明明是革命带来的问题，却不得不用更激烈的革命来化解，由此革命层层递进，越来越激烈。

    辛亥革命的遗产，的确非常丰富，但也非常复杂，好坏杂陈，正负糅合，对于一个一直没有好好反思历史的民族来说，这样的遗产，实在是过于沉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