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对信教的教民并无仇怨，但只要有人在乱杀人而不受惩罚，就会有人跟上。他们认为，既然现在杀人不偿命，为何不杀？管制久了，压抑时间长了，人就要释放，哪怕是伤天害理的释放，也是一种选择。

    对于管制，不仅被管的人习以为常，管制者也十分热衷。也就是说，管人的和被管的，都有积极性，周瑜和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在上面的统治者，没有不喜欢秩序的。但他们喜欢的秩序，却也只能是管制出来的秩序。高压，惩罚，鞭子加上屠刀，所谓的仁政，只是管制之余的点缀。道德教化的推行，也无非是期望被管制者自觉意识到管制的合理合法，少给管制添麻烦。原始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演变为三纲五常，无非是单向度的顺民道德，没有了被管制者商量的余地。这样的传统延续到今天，我们看到，每当某个地方需要整顿秩序的时候，有关单位肯定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加派人手，加强管理。每个路口，如果没有了摄像头，没有了交警和协管员，那么即使有红绿灯，也一样乱成一锅粥。

    我们的社会已经很现代了，在硬件方面，几乎跟发达国家没有区别。但是，我们的国民，却一直没有养成自治的习惯，民众不会自治，管理者也不支持自治。没有自治，就不会有自治的秩序。没有自治，就没有民众遵守秩序的自觉。人们就永远无法意识到，秩序实际上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是他们生活的必须。所谓公民意识的养成，唯一的途径，是从自治这里经过，绕道是不可能的。真正的秩序，生于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