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Freud的假说，Sex代表人的求生本能（Life Instinct），而Love作为理想——理想则属于Superego（超自我），代表的是Death Instinct。这里我可援引一段Freud的原话：“Perhaps we have adopted the belief（the Death Instinct）because there is some comfort in it”，意即如一切人类的理想，爱情作为理想，是基于牺牲，基于“做烈士”这样一种意识的。所有的主义，所有的信仰，最深层是要求人献身的。而Sex却是对立于这个死亡本能的，因为它的根本出发点是自身壮大、增殖。对二十世纪人的爱情理想破灭转向Sex，我的假说是二十世纪存在太多的死亡本能。如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核武器的研制成功和广岛、长崎的实际使用，如**和**产主义的精神战争，满足了人的死亡本能；人不再需要爱情（尤其是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的，少年维特式的）这种理想来满足自己的死亡本能。二十世纪，死亡本能和生存本能已经失衡。包括音乐、绘画中的毁坏性力量给予人的死亡本能以足够的释放，人转向Sex——求生本能，来回避Superego对人的牺牲的索求。
这种向往使The English Patient这样的诗意作品显得可贵，甚至使The Bridges of Madison County也产生了“以慰渴怀”的效果。前者并不回避性描写，以当代人对于Sex的正视，而体现一种高于一切的爱情理想。它的诗意就来自高于祖国、民族界定的荣辱观念的男女情爱和**。这里生存本能和死亡本能是交织的，因而它满足了人性双面的需要——审美的和人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