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宁可切掉我的大拇指，也不愿意给你写这封信。每每想到半生过着依赖别人的生活，简直心灰意冷。”

    作为革命者，马克思极端蔑视资本主义制度，他痛恨这个社会，他咬牙切齿地发誓“不允许资产阶级社会把我变成制造金钱的机器”，公开宣称要用暴力推翻这个制度。但作为人来说，马克思又希望自己在这个制度下能够过上“体面而高贵的生活”。用老马的话说：“纯粹无产者的生活方式在目前是不适宜的。”可在英国这样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这需要钱才能维持，而这恰恰是有钱的资产者才可以享受到的待遇。老马似乎陷入了一个怪圈：一方面，他痛恨、指责、批判、声讨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号召无产者联合起来，一块儿造反、革命；一方面，他又希望在现实中，自己和家人最好能过上与资产阶级上流社会一样的生活。

    要说起来，英国的这种民主制度，对马克思还算宽容。老马是德国人，可德国容不下自己的儿子；没办法，跑到巴黎，法国内政部下了驱逐令；老马又到了布鲁塞尔，比利时政府也把他视为眼中钉，不准他停留；老马回到科伦，可还是被普鲁士政府轰出了国境，最后只得流亡到伦敦。马克思前脚刚到，普鲁士政府后脚就赶过来了，不依不饶，一直追到大不列颠，告诉大英帝国的内务大臣，马克思是一个宣扬“暴动弑君”，鼓吹“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的不逞之徒，万万不可收留，以免养虎为患。还得感谢人家大英帝国的官员有绅士风度，优雅地回答道：“依照我们的法律，只要与英国女王无关，只要没有制定明确的计划，仅仅对弑君的讨论并不足以构成逮捕这些策划者的理由。”于是，马克思全家便在伦敦落下脚来。马克思去世前9年，曾要求加入英国国籍，但未获批准。他死后也没有被安葬在自己的祖国，而是长眠在伦敦北郊的海格特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