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家书》，并且告诉我们，傅雷先生的孩子都是严格训导出来的，对于我们这群逐渐长大的孩子，老师必须严格要求。那个时候，印象中的傅雷是一个传统的、严苛的教育家。当时处于青春期的孩子，对于这类严师严父，是相当有距离感并深觉可怕的。

    四年级的时候，偶然读到了傅雷先生翻译的《约翰?利斯朵夫》，这样好的译文，怎会是那个严苛到几乎不近人情的老头儿所为？待到后来陆续阅读了一系列傅译名著之后，陡然发现，风趣幽默睿智的傅雷先生并不是一个脾气执拗性格古怪的小老头儿，而是一个可爱的翻译家。甚至在一段时间里，热爱文学的我想给傅雷先生写信，向他老人家讨教一点写作方法。

    到了初中，不经意读到一篇回忆文章，里面的一句话让我陷入了沉默——

    “1966年9月3日，傅雷与夫人朱梅馥双双自缢于上海寓所。”

    生长在和平年代如我者，对于自缢这种惨烈的自杀行为，只在一些连环画中偶然看到过，而傅雷，一个如邻家老伯一样的谦和君子，却如何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写作方法自是无从讨教了，而且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每每读到傅雷的作品，都会有一层淡淡的哀伤，就像是怀念一个逝去的朋友，当然，年少如我，自然没有资格——哪怕是在心底这样称呼他。

    三

    钱钟书先生说，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有两个人很重要，一个是“不宽恕”的鲁迅先生，另一个是“大爱”的傅雷先生。

    与梁实秋不同，傅雷的爱不是一种浪漫的爱，而是一种真实、切实的爱；当然，他的爱与鲁迅先生的也不同，傅雷的爱是一种温和、善良的爱。世道险恶，人心不古，能在那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下，既不“检举”也不“坦白”的又有几人？文化、知识、良知与道德在扭曲的人性与求生的本能下被践踏、粉碎，最后腐烂变质，为了捍卫原本属于文化的这一份尊严，傅雷毅然选择了投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