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传奇剧的做法，在继承俄国现实主义戏剧传统的基础上，创造了以社会主要矛盾——官僚集团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为基本社会冲突的社会喜剧，并以典型生动的形象、紧凑的情节和深刻犀利的讽刺，跃居当时世界剧坛的前列。剧本题词“自己脸丑，莫怨镜子”——形象地阐明了文学创作是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市长的台词“你们笑什么？笑你们自己！”则直接表现果戈理现实主义喜剧的社会作用。

    《钦差大臣》演出后，遭到了反动派的攻击诽谤，因此，果戈理决定出国，侨居罗马。早在写作《钦差大臣》之前，果戈理就已经着手写作长篇小说《死魂灵》。迁居国外后，又经过5年的紧张写作，终于在1841年完成了《死魂灵》的第一部，并于1842年出版。

    《死魂灵》的出版引起了激烈的斗争，反动阵营诬蔑它是“污秽的”、“愚蠢的漫画”，叫嚷果戈理是“俄国的敌人”，“应当把他戴上镣铐送到西伯利亚去。”但以别林斯基为代表的民主阵营，却高度评价它是俄国“文坛上划时代的巨著”，是一部“高出于俄国过去以及现在一切作品之上的”，“既是民族的，同时又是高度艺术的作品”，它“巩固了新学派的胜利，断然解决了我们时代的文学问题”。

    围绕《死魂灵》第一部的斗争，其实质是维护还是揭露**农奴制的大问题。尽管果戈理在小说第七章中，已经预见到了反动阵营的“那伪善的麻木的判决”，但他在这场斗争中，却表现出严重的动摇、退让，后来更不幸站到了维护**农奴制的立场上去了。在《〈死魂灵〉第一部第二版序文》（1846）中，他自我否定地说作品“有许多不确之处”，“混入许多错误和妄断，致使这书的每一页上，无不应加若干修改”，并预约“好的人物和性格，是要到第二部里这才提出的”。在《与友人书简选》（1847）中，他更进一步否定自己的作品和新学派盟主的地位，为沙皇反动统治寻找理论根据，把宗教感情、道德修养和封建复古，当作解决问题的重要手段。为此，别林斯基写了著名的《给果戈理的一封信》（1847），严肃而痛心地对果戈理的错误进行了批判。

    果戈理晚年思想之所以会趋向落后和妥协当然不是偶然的。还在彼得堡时期，果戈理的思想和作品就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一方面，他与普希金、别林斯基接近，歌颂自由民主生活，揭露**农奴制度；另一方面，他又一直与斯拉夫派关系密切，反对别林斯基对世界进行革命改造的主张，井在作品中表现出一定的悲观宿命思想（《圣约翰的前夜》）、宗教神秘主义（《肖像》）、对家长制的美化（《旧式的地主》）和道德惩罚观念（《钦差大臣》）。果戈理自从1836年侨居国外以后，由于长期远离进步阵营和祖国现实，又对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和俄国的农民暴动持否定态度，因而思想中的消极因素便迅速上升，宗教道德观念和社会改良主张日益加重。《死魂灵》第一部出版后，在反动阵营的污蔑、围攻和斯拉夫派的包围影响下，他思想趋向妥协更是不可避免的了。果戈理晚年思想的趋向妥协，虽然有其思想根源和多方面的原因，但主要原因则是俄国**制度对他的影响和迫害。卢那察尔斯基说得好，果戈理“被**制度的铁棍打得折成了两半”，“差不多在每个俄罗斯作家的面前，……我们都可以对旧俄国宣布最严厉的，革命的诅咒，因为他们不是被它杀害，便是被它引上了错误的道路。”

    1842至1852年，果戈理全力写作《死魂灵》第二部。他力图在地主官吏群中，创造道德高尚、热爱劳动、“有神明一般的特长和德性”的理想人物；在**农奴制的条件下，描绘地主农民亲密合作、彼此富裕的理想社会。但作为现实主义作家，果戈理总感到写出的东西不真实，形象苍白无力。因而，一再否定、重写。1852年果戈理在病中十分痛苦地烧毁了已完成的《死魂灵》第二部手稿。不久，他与世长辞。

    尼古拉·华西里耶维奇·果戈理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自然派”的奠基人。他以极度忠于生活的现实主义精神，鲜明生动的典型形象和笑中含泪的讽刺手段，无情地揭露了沙皇**农奴制的丑恶和黑暗，为19世纪俄国文学建立了“持久地贯彻讽刺——所谓批判倾向的功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