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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胡须说到牙齿①(2/2)

如果打落了两个门牙,借此能给若干人们从旁快意,“痛快”,倒也毫无吝惜之心。而无如门牙,只有这几个,而且早经脱落何?但是将前事拉成今事,却也是不甚愿意的事,因为有些事情,我还要说真实,便只好将别人的“流言”抹杀了,虽然这大抵也以有利于己,至少是无损于已者为限。准此,我便顺手又要将章士钊的将后事拉成前事的胡涂账揭出来。

    又是章士钊。我之遇到这个姓名而摇头,实在由来已久;但是,先前总算是为“公”,现在却像憎恶中医一样,仿佛也挟带一点私怨了,因为他“无故”将我免了官,所以,在先已经说过:我正在给他打官司。近来看见他的古文的答辩书了,很斤斤于“无故”之辩,其中有一段:

    “……又该伪校务维持会擅举该员为委员,该员又不声明否认,显系有意抗阻本部

    行政,既情理之所难容,亦法律之所不许。……不得已于八月十二日,呈请执政将周树

    人免职,十三日由执政明令照准……”

    于是乎我也“之乎者也”地驳掉他:

    “查校务维持会公举树人为委员,系在八月十三日,而该总长呈请免职,据称在十

    二日。岂先预知将举树人为委员而先为免职之罪名耶?……”

    其实,那些什么“答辩书”也不过是中国的胡牵乱扯的照例的成法,章士钊未必一定如此胡涂;假使真只胡涂,倒还不失为胡涂人,但他是知道舞文玩法的。他自己说过:“挽近政治。内包甚复。一端之起。其真意往往难于迹象求之。执法抗争。不过迹象间事。……”(34)所以倘若事不干己,则与其听他说政法,谈逻辑,实在远不如看《太阳晒屁股赋》,因为欺人之意,这些赋里倒没有的。

    离题愈说愈远了:这并不是我的身体的一部分。现在即此收住,将来说到那里,且看民国十五年秋罢。

    一九二五年十月三十日。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九日《语丝》周刊第五十二期。

    ② 双十节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举行了武昌起义(即辛亥革命),次年一月一日建立中华民国,九月二十八日临时参议院议决十月十日为国庆纪念日,俗称“双十节”。

    ③ 《语丝》 文艺性周刊,最初由孙伏园等编辑。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创刊于北京。一九二七年十月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查禁,随后移至上海续刊。一九三○年三月出至第五卷第五十二期停刊。鲁迅是主要撰稿人和支持者之一,并于该刊在上海出版后一度担任编辑。参看《三闲集·我和〈语丝〉的始终》。

    ④ 章士钊(1881—1978) 字行严,笔名孤桐,湖南长沙人。辛亥革命前,曾参加反清革命运动,一九一四年五月在东京主办《甲寅》月刊(两年后停刊)。五四运动后,他是一个复古主义者。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间,他参加北洋军阀段祺瑞政治集团,曾任段祺瑞执政府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参与镇压学生爱国运动和人民群众的爱国斗争;同时创办《甲寅》周刊,提倡尊孔读经,反对新文化运动。后来他在政治、思想上有所变化,转而同情革命。

    ⑤ “每况愈下” 原作“每下愈况”,见《庄子·知北游》。章太炎《新方言·释词》:“愈况,犹愈甚也”。后人引用常误作“每况愈下”,章士钊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三号《孤桐杂记》中也同样用错:“尝论明清相嬗。士气骤衰。……民国承清。每况愈下。”

    ⑥ 《晶报》 当时上海一种低级趣味的小报。原为《神州日报》的副刊,一九一九年三月单独出版。下文所说《太阳晒屁股赋》,是张丹[火斤](延礼)写的一篇无聊文章,发表于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神州日报》副刊。

    ⑦ “束发小生” 这是章士钊常用的轻视青年学生的一句话,如他在一九二三年作的《评新文化运动》一文中就说:“今之束发小生。握笔登先。名流巨公。易节恐后。”束发,古代指男子成童的年龄。

    ⑧ Gentleman 英语:绅士。

    ⑨ 黑臀 春秋时晋成公的名字,见《国语·周语》所记单襄公的话:“吾闻成公之生也,其母梦神规其臀以墨曰:‘使有晋国……。’故名之曰黑臀。”

    ⑩ “水平线” 这是从当时现代评论社出版的《现代丛书》广告中引用来的。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九期(一九二五年二月七日)刊登的《〈现代丛书〉出版预告》中,吹嘘他们自己的作品说:“《现代丛书》中不会有一本无价值的书,一本读不懂的书,一本在水平线下的书。”

    ⑾ “人之初性本善” 是《三字经》的首句。“天地玄黄”,是《千字文》的首句。从前学塾中常用这类句子作为练习文章的题目。

    ⑿ 土耳其革命 指一九一九年基马尔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经过多年的民族独立战争,于一九二三年十月宣布成立土耳其共和国。随后又对宗教、婚姻制度、社会习俗等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妇女不带面纱是风俗改革中的一项。

    ⒀ “无病呻吟” 原是一句成语,当时复古主义者章士钊等人,时常攻击提倡写白话文的人为“无病呻吟”。如他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十四期(一九二五年十月)《评新文学运动》一文中,就影射白话文作者“忘其谫陋,无病呻吟”。

    ⒁ “头颅谁斫” 据《资治通鉴》卷一八五记载,隋炀帝感到统治局面不稳时,曾“引镜自照,顾谓萧后曰:‘好头颈,谁当斫之?’”“髀肉复生”,《三国志·蜀书·先主纪》的注文中曾引《九州春秋》说,刘备投靠荆州牧刘表时,因无用武之如,久不乘马,他“见髀里肉生”,就“慨然流涕”。

    ⒂ M先生 指毛邦伟,贵州遵义人。清光绪举人,后赴日本留学,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一九二○年时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天夺其魄,语出《左传》宣公十五年,原作“天夺之魄”。

    ⒃ 越俎代谋 语出《庄子·逍遥游》,原作“越俎代疱”,意思是掌管祭祀的人,放下祭器去代替厨师做饭。

    ⒄ 关税自主的游行示威 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六日(文中误作“二十七”),段祺瑞政府根据一九二二年二月华盛顿会议所通过的九国关税条约,邀请英、美、法等十二国,在北京召开所谓“关税特别会议”,企图在不平等条约的基础上,与各帝国主义国家成立新的关税协定。这是和当时全国人民要求彻底废除不平等条约愿望相反的。因此在会议开幕的当日,北京各学校和团体五万余人在**集会游行,反对关税会议,主张关税自主。游行刚至新华门,即被大批武装警察阻止、殴打,群众受伤十余人,被捕数人,造成流血事件。重九,即九月初九。

    ⒅ 《社会日报》 一九二一年创刊于北京。原名《新社会报》,一九二二年五月改名《社会日报》,林白水主编。《世界日报》,一九二四年创刊于北京。原为晚报,一九二五年二月起改为日报,成舍我主编。《舆论报》,一九二二年创刊于北京,侯疑始主办。《益世报》,天主教教会报纸,一九一五年创刊于天津。次年增出北京版。比利时教士雷鸣远(后入中国籍)主办。《顺天时报》,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办的中文报纸,一九○一年创刊于北京,创办人中岛美雄。下文的《黄报》,一九一八年创刊于北京,薛大可主编。这些都是为中外反动派利益服务的报纸。

    ⒆ L学校 指北京黎明中学。一九二五年鲁迅曾在该校教课一学期。

    ⒇ 朋其 即黄鹏基,四川仁寿人,当时是北京大学学生,《莽原》撰稿者之一。

    “昊天不吊” 语见《左传》哀公十六年。

    (22) “整顿学风” 一九二五年五卅事件后,北京学生纷纷举行罢课,声援上海工人的反帝爱国斗争。为了镇压学生爱国运动,教育总长章士钊草拟了“整顿学风令”,于八月二十五日在内阁会议上通过,由段祺瑞执政府明令发布。

    (23) 胡适(1891—1962) 字适之,安徽绩溪人。当时是北京大学教授。在五卅运动后的革命**中,胡适竭力诽谤革命的群众运动,宣传知识分子应该回到研究室里去。如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三十九期(一九二五年九月五日)发表的《爱国运动与求学》中,他歪曲引用德国歌德在拿破仑兵围柏林时闭门研究中国文物,和费希特在柏林沦陷后仍继续讲学的事为例,鼓吹埋头用功,引诱学生离开爱国运动。

    (24) 江绍原 安徽旌德人。当时北京大学讲师。他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三十期(一九二五年七月四日)发表的《黄狗与青年作者》一文中,认为青年作者发表不成熟的作品等于“流产”,并说:“我的小提议是:——无论作什么,非经过几番精审的推敲修正,决不发表。”

    (25) 易卜生在致勃兰兑斯的信中说:“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胡适在《爱国运动与求学》一文中也引用了这句话,并说闭门读书就是“救出你自己”。

    (26) yes 英语:是的。

    (27) 《验方新编》 清代鲍相[王敖]编,八卷。是过去很流行的通俗医药书。

    (28) Victor Hogo 雨果(1802—1885),法国作家。《Les Misérables》,《悲惨世界》,长篇小说,雨果的代表作之一。

    (29) 袁世凯于一九一四年四月通令全国祭孔,公布《崇圣典例》。九月二十八日他率领各部总长和一批文武官员,穿着新制的古祭服,在北京孔庙举行祀孔典礼。

    (30) “区区”佥事 作者从一九一二年八月起在教育部任佥事,一九二五年因支持北京女师大学生驱逐校长杨荫榆的运动,被教育总长章士钊非法免职,作者曾在平政院提出控告。当时有人说他因为失了“区区佥事”就反对章士钊,器量狭小,没有“学者的态度”等等。参看《华盖集·碰壁之余》。

    (31) “帛” 古代祭祀时用来敬神的丝织品,祭后即行焚化,后来用纸作代替品。“爵”,古代的酒器,三足,铜制,祭祀时用来献酒。

    (32) 按应为民国十二年春。《鲁迅日记》一九二三年:“三月二十五日晴,星期,黎明往孔庙执事。归途坠车,落二齿。”

    (33) 孔二先生 即孔丘。据《孔子家语·本姓解》,孔丘有兄孟皮,他排行第二。文中所引的话,见《论语·泰伯》。

    (34) 章士钊的这段话见《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一号(一九二五年七月十八日)通讯栏他对吴敬恒来信所加的附言(“内包甚复”,原作“内包深复”)。